五四启蒙时代(1915-1925)是一个个人意识崛起的时代。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科学成为一种主义和信仰而大行其道,在科学的解释下,机械论宇宙观取代了传统的有机论宇宙观。科学成了一套万能的方法,既能认识客观世界又能指导人生,甚至形成了一套科学人生观。自宋明以来传统儒学中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以“仁”为核心的人生观受到彻底的批判。在精英的话语中,取代传统人生观而居于主流的,是各种带有个性主义、功利主义色彩的科学人生观。在科学人生观的背景之下,不乏其他历史的低音,不少知识分子致力于建构一套非科学主义的人生观,五四时期的人生观呈现出它多歧性的一面。柏格森生命哲学在1920年代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机械论宇宙观无法提供了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来源,科学人生观在解放个人的同时,又留下了价值真空,这是生命哲学介入人生观讨论的思想背景。为了回应科学人生观的危机,19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套方案,其一是通过重建宇宙与人生的联系,来建构一套“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其二是在唯意志论的脉络中重新定义真我存在的形式,以意志化的个人来对抗被科学理性所束缚的个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内容本与人生观问题无关,但是从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上,柏格森生命哲学中非实体的形而上学与强调直觉的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传统相契合。此外,它对本能和自我意识的论述,与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或明或暗的唯意志论传统暗合,柏格森生命哲学就是在此时介入到了人生观的表述和讨论中,成为了1920年代知识分子构建人生观的思想资源。以本文所讨论的张东荪、朱谦之和李石岑三个个案为例,柏格森生命哲学分别从理智、情感、意志三个方面影响了知识分子的人生观。本文试图展现柏格森生命哲学与中国1920年代思想界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一窥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丰富性与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