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于传统社会结构两端的阶层——士与商,在明中叶以后流动加剧,已然构成今人关注这段历史时无法避开的重要社会现象。居于明中期向后期过渡历史阶段的嘉靖至万历朝,由于特殊时代氛围的烘托,这一社会现象尤为典型,士、商两阶层的互动和联系不仅更加频繁,而且就历史时限看,现象相对集中。当处于士人阶层中的文人置身于这一极富时代特征的关系格局中时,意味着当时的文学生态、文学文本,亦即整个文学面貌乃至文学史的书写都将发生变化。明嘉靖至万历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与之相应的是朝堂礼制松懈、“四民”观念弱化、社会活动愈加复杂,在诸多因素的助推下,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士人阶层与日益崛起和壮大的商人群体产生出形形色色的交集。其具体表现为:一、这一时期有众多士人出身商人家庭或是同商人一方的家庭成员缔结婚姻,这其中包括诸多文坛及士林的名流。二、部分士人与商人建立友好关系,士商交游成为此时普遍现象,李开先与商人袁崇冕、商贾闵龄同诸地文友、文坛领袖王世贞和其商人朋友圈,皆是士商多形式交游的缩影。三、士人还因受到商人在经济上的帮助而与社会上的商人产生联系,这方面以商人出资兴办义学资助读书人、延请文人士子至家担任塾师解决其生计问题、为试举之人提供财力支持从而缩短士、商之间距离为典型。士人与商人关系网络建立的过程就是“商”之因素对士人阶层影响加深的过程。士与商关系的拉近深刻改变了士人阶层中文人群体的观念世界和生活形式。不同于早期文学史上以读书仕宦者及贵族精英阶层为主体的上层文人创作队伍,宋元以来的文人作家逐渐走向平民化,发展到嘉靖至万历朝所在的明代中后期,此时的文坛聚集的是以中下层文人和平民阶层组成的众多新型作家,以及一些在商品经济潮流冲击下,呈现出“新状态”的传统作家。这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更乐于接受市井氛围和商业气息的濡染,以至于他们在和商人保持密切的往来互动中,精神观念、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精神观念方面,随着商人价值观念的渗透,重义轻利、以理制欲观在文人的思想意识中消解,任情逸乐、崇奢纵欲得到推崇。文化生活方面,由于商人群体的介入,文人获得相当的物质支持,得以肆意追求人文趣味、享受文化消遣。在社会营生方面,文人在肯定商人的生存模式过程中走向“商人化”,他们通过自身的文艺才智谋取生活资料。从各方面来看,文人作家的定位与内涵都在向世俗转变和靠拢。文人作家走向世俗,决定着这一时期的艺术视野和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将与过往不同。在文学创作中的题材选取、形象塑造和审美情趣方面首先展现出改变的痕迹:越来越多关于商人和商业活动的元素被纳入诗歌及小说文学创作的内容范畴,商人形象塑造正面化不仅是涉商小说而且成为商人碑传的一大特征,放诞风流的文人群体与世俗氛围契合而使得文学审美情趣愈加偏离古典文学崇高道义规约。其背后反映出这些文人对商业活动情况的熟悉、对商人社会地位的关注、对商人现实处境的理解,以及对商人精神世界的充分认识与肯定。这反过来体现出文人作家与商贾群体间跨越阶层落差的深度交流和互动,而这对当时文学整体面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其次是诗文、小说和戏曲等文学体式的演进。从诗歌来看,文学视野的拓宽使得艺术领域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更加灵动和丰富;从传记来看,商人墓碑文等应酬之文的大增使得此类文体的文本价值与写作策略重新得到认识;就小说而言,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作品在面向人情世态的描绘上有了更加立体而广阔的生动书写;就戏曲而言,在文人与商人共同推进的作用下,无论是戏曲演出还是戏本创作都有明显的提升和发展。比较来说,俗文学领域发生的变化比正统文学领域要更加广泛而深刻。此外,文人与商人关系之于文学艺术的影响,不仅限于文人及其创作,商人的“文人化”及其创作同样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些“跨界”进入文学创作队伍的商人,他们创作的以诗歌为主要的文学作品体现出不同于纯文人的别样形态。从文学生态到作家群体,再到文学创作本身,以文学活动的“四要素”来衡量明嘉靖至万历时期士商关系之于当时文学的意义与影响则还应包括文学的消费及流通环节。商人群体是当时文学阅读和文学消费的主流,其强大的购买力既推动着通俗文艺的发展,而且通过向文人作家传递市场信息左右着文学的商业化进程。与此同时,文学出版在这一时期进入繁盛局面,一方面是有诸多“商人化”的文人竞相投入出版事业,另一方面是经营书坊的商贾与写文撰稿的文人形成一定意义上的“协作”,扩大和加速了文学文本的刊行和流通,这对于文学作品及思想的传播和保存另具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