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从事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不时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惑，即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各种力量、思潮、运动相互搏弈，相互交织，从而塑造着历史，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那么，有没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使我们对百年来眼花缭乱的中国现代化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呢？带着这个问题，作者在导师陈勤教授、齐佩芳教授的指导下，重新钻进历史厚重的陈迹，通过对思想史的考察，发现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史上，各种人物不过是历史的符号，各种思潮、运动无非是历史过眼云烟的瞬间，但是，始终有一个潜流贯穿其中，深刻地塑造、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潜流就是民族主义。对于民族主义问题，不少论者都将其功效形象地喻为“双刃剑”作用，但从中国早期乃至后续现代化的历史语境来看，这种“双刃剑”作用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它是怎样塑造和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呢？基于以上思考，笔者选取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这一论题，试图运用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去解读“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曲折历程。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引言，第六部分为结语，其余为正文。在引言中，作者首先阐述了本论题的研究缘起。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而产生的，而西方列强的侵略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的因素，于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角色。正是对这双重角色的情感体验，使得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历程以及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国内外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是显著的，但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去研究的却不多，有鉴于此，作者主要运用当代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即现代化理论来作为本文的分析架构。这也算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吧。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先对两个关键性概念：“民族”和“民族主义”进行界定和说明，这是学术对话和学术规范的基础。在这一部分中，主要阐述这样一个观点：现代化是世界民族主义起源的历史动力。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在近代才出现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框架中崛起、发展和演化的，现代化构成了民族主义起源的历史动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主义常常与国家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近代世界民族主义，按其产生的先后顺序及具体的历史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西欧型的民族主义和非西欧型的民族主义，前者是工业化和市民社会发展的内在结果，具有内源性的特点，后者则是由西欧民族国家扩张和侵略引起的，具有外源性的特点。不管哪一种民族主义，都有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冲动和诉求。这样的划分也体现本文的新鲜之处。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分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中国民族主义也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具体是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后的事情。古代中国并没<WP=4>有产生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运动，究其原因，一是狭隘的“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观念长期限制中国人的世界视野，二是传统中国王朝国家的国家架构也不可能成为产生民族主义的土壤。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对西方入侵所扮演的角色，即敌人和老师的情感体验。第二，近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形成。 在第四部分中，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几个主要的历史形态。按其对现代化不同层面的追求，大致可分为以器物现代化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以制度现代化为诉求的民族主义和以人的现代化为诉求的民族主义等三种历史形态以器物现代化为诉求的民族主义。这一类的民族主义主张学习、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创办军事工业进而民用实业，以求“御侮自强”，这以洋务派及其洋务运动为代表。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早期工业化缓缓启动了。1895年的甲午战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的失败表明了仅仅在器物层面推进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制度尤其政治制度层面上推进现代化，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基于以上反思，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艰辛的制度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奋斗历程，这个历程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三个阶段。这是以制度现代化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以人的现代化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一场以人的现代化为诉求的思想革命，其重要使命就是对国人进行启蒙，即对传统价值进行重估，大力宣扬现代新思想、新价值。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防御型的民族主义，其重要使命首先是为了抵御列强入侵，实现救亡图存。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具有应激性；第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在精英层面进行的，而无法动员广大底层民众（义和团除外）。第五部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反思。首先是政治激进主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因应外部压力而生，具有浓厚的防御性质，且外部压力越大，民族危机越加深，越能激起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焦灼感和救世情怀，因此，任何手段、途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