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近年来我国的深化医药体制改革为背景,以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变革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与企业战略变革以及公司绩效的关系加以分析。自2009年4月深化医药体制改革的政策出台后,我国的医药制造企业便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震动。一方面,为了保障老百姓能“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在政府和党中央的带领下,基本药物制度和医疗保障体制的推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我国的医药制造企业不得不对自身的战略进行变革,以适应政策变化的需要。而在这种复杂动态的环境中,企业管理层如何通过战略的调整来应对接连不断的挑战就成为了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和企业界普遍认为,只有不断变革才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根本。因此,战略变革理论对于现阶段国内的医药制造企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究竟从什么角度来探寻国内企业变革的真理成为了摆在每一个中国战略管理学者面前的难题。纵观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轨迹,不论是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定位理论还是新兴的资源基础观,学者们对企业战略管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将组织抽象为理性的个体,而战略的主体是管理者,是有其独特个性和认知的人。为此,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层管理团队是一个企业的战略核心,他们担任着战略决策的重任。该理论从高管团队的客观特征、心理特征出发,找寻企业绩效差异以及战略行为的潜在逻辑。但是,有关高层梯队理论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还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挖掘与深入。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研究高层管理团队的客观特征与心理特征对绩效的影响；第二,研究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战略变革对绩效的影响；第三,研究战略变革在高层管理团队与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围绕以上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在战略管理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无法接受经济学家将管理者视为完全理性的同质假定。相反,许多学者都指出管理者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甚至有许多管理者是天生的战略专家和创新者,他们的决策方式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艺术。然而,正如Johson(1992)曾指出的,在当今的管理研究中,即使将研究焦点转移到分析不确定性、复杂性甚至混沌理论的时候,学者们还是过于关注管理系统中那些非人性的东西,关于认知和有关个人特质的分析在管理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的出发点,正是基于上述思考而来。即我们对高层管理团队和战略变革的研究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对管理者认知的剖析。但是,现有研究普遍忽视了高层管理团队心理认知因素对其战略行为的影响。因此,从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和注意力出发,来探讨高层管理团队的客观特征、心理特征与战略变革以及企业绩效的关系也就成为了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内容。第二,关于战略变革效果的讨论一直是相关理论的热点,有学者认为战略变革是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提高绩效的良药。也有学者指出,在现实经营中,成功的战略变革案例要远比失败的战略变革案例少得多,因此战略变革对企业的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神奇。而本文认为,应该从权变的角度来对战略变革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的战略变革,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就是探讨哪种类型的战略变革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医药类上市公司更为有效。第三,许多国内学者都曾探讨过我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到战略变革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因此,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内容就是将以上两个研究内容综合起来,探讨战略变革在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和绩效之间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并对我国的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以验证高层梯队相关理论在我国企业中的合理性。本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基于前人的研究文献,在提出研究模型和假设以后,通过选择沪深两市的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SPSS软件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以期得出对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变革理论有所贡献的成果,同时也希望本文的结论对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转型实践有所帮助。本研究流程遵循：(1)确认研究方向与研究问题；(2)相关文献综述；(3)提出概念模型和假设；(4)数据收集与研究准备；(5)实证分析；(6)分析结果的讨论；(7)总结与展望。全文分为三个层次,共7章：第一层次(第1～2章)为研究思路与理论基础部分,主要讲述了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变革理论的发展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二层次(第3章～第5章)为实证主体部分,根据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对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第三层次(第6章～第7章)为总结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一定的建议。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实证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的教育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也就是说,在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的教育异质性和年龄异质性越高,则企业绩效越差。第二,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战略变革在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和公司绩效之间起着中介效应。也就是说,高层管理团队是通过战略变革来对绩效产生影响的。第三,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越高,其公司层战略变革的程度就越低。也就是说,同质性越高的管理团队越偏向于采用公司层的战略变革行为。第四,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的注意力越偏向于企业型,其战略变革的类型就越偏向于公司层战略变革。也就是说,高层管理团队越注意企业型的问题,他们就越偏向于采取公司层变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第五,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公司层战略变革的程度越高,其绩效也越高。而实行经营层战略变革的企业往往会受到组织惯性的阻碍,对绩效产生暂时的负面影响。此外,本研究基于高层管理团队特征的相关结论,对战略变革和组织适应周期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创新,提出了战略变革双螺旋模型,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综上所述,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验证并深化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相关问题。本文从高层管理团队客观特征和心理特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以及组织绩效的关系。已有研究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客观特征比较重视,却忽视了高层管理团队心理特征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从注意力的视角出发,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心理特征进行了描述和测度。近年来已有国内学者将注意力基础观的概念引入到国内的理论界,但还缺乏相应的实证分析。本文采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样本对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以及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二,从战略变革的角度探讨了“企业高管团队特征→组织绩效”的“组织特征黑箱”问题。本文将战略变革作为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绩效的中介变量,从而验证了“企业高管团队特征→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我国企业经济管理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也为企业建设高效的高管团队和企业的战略实践提供了应用性支持。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对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已得出了较为肯定的结论,但却没有正视战略所起到的中介效应。本文引入战略变革作为中介变量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补充。第三,诠释了管理者认知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相关假设和实证结论对企业演进的适应周期理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挖掘。本研究在迈尔斯(Miles)和斯诺(Snow)的适应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变革适应周期的双螺旋结构,从管理者认知的动态视角对组织的发展与变革做出了新的解释。第四,验证了国外的高层梯队理论在我国企业中的“本土化”应用。通过这种“本土化”研究,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的角度来丰富和发展企业战略选择的理论,一方面展示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通过研究结论发现了相关的国外研究结论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对于进一步的企业战略变革研究奠定了基础。最后,本文虽然就高层梯队理论与战略变革问题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与实证上的分析,但受笔者理论水平与知识积累的限制,仍存在一些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本研究采用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来作为其客观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异质性在已有研究中比较常用。而高管团队的客观特征还有很多,本文并没有对其作一个详细全面的分析,因此今后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他客观特征与企业战略以及企业绩效的关系,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第二,本研究采用高层管理团队注意力作为其心理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心理特征的量化方法过于复杂和困难。而有关高层管理团队心理特征的实证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有学者指出,未来的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心理特征变动的程度,还应该关注心理特征变化的速度。第三,本文在对战略变革测量的过程中,按照国外研究的分类方法,将战略变革分为公司层变革与经营层变革两类。而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发现,这种分类方法带有很强的国外公司体制的痕迹,在应用到本国企业时还需要作出大量调整。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开发更适合我国企业的战略变革实证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学者们才能不断对战略变革理论进行完善,从而达到更理想的分析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