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项目日益复杂使得合同作为一种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空间十分有限,且学者们对项目组织的认识实现了由临时性契约组织到临时性社会网络组织的转变。因此,在复杂的制度环境下不单要关注正式的合同治理,还需要认识到以社会网络为特征的非正式的关系治理的重要性。信任作为关系治理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可以缓解发承包双方的敌对关系,但另一方面,过度的信任将会大大提升双方机会主义的概率。由此可见,交易双方无法仅依赖信任实现项目的有效治理,还需要与合同均衡使用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正面效用。然而,现有对合同治理与信任的整合研究大多集中在静态组合或是从外部因素来解释两者的动态互补关系,而时间维度下的整合治理机制内在作用机理的量化研究严重不足。鉴于此,有必要在剥离外在作用因子的情况下,对不同项目阶段的合同治理和信任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进行量化研究。本研究基于整合治理理论,结合建设领域现有的合同治理及信任的相关研究,对其内涵及维度分别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合同缔约为节点将合同治理划分为缔约前的合同设计与缔约后的合同履行,并将合同设计进一步细化为合同条款的明确性与合同条款的适应性,而与之对应的信任分别为初始信任和持续信任。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提出了建设项目合同治理、初始信任、持续信任、项目管理绩效间关系的研究假设并构建了概念模型。本研究通过在天津、北京等地发放调查问卷并收集数据,最终获得183份有效问卷。通过,本研究运用SPSS Statistics 21.0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均通过检验后,采用SEM-PLS研究方法的Smart PLS 3.0统计软件对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经过数据分析,本研究得到如下结果:(1)合同治理、持续信任对项目管理绩效均有促进作用,但激励作用存在差距。持续信任对于项目管理绩效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合同履行的严格性,合同条款的适应性和合同条款的明确性虽可以提升项目管理绩效,但作用较弱。(2)合同缔约前,初始信任对合同治理的条款设计具有促进作用,合同条款的明确性与适应性反过来可正向调节初始信任与持续信任之间的关系。(3)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持续信任对合同履行的严格性与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有负相调节作用。本研究基于整合治理理论的动态性特征得出合同治理和信任具有两阶段性,因而在维度和概念的细分时考虑到了不同项目阶段合同治理和信任的内涵及治理机制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治理机制的选择与运用时应考虑该机制自身的横向动态变化及与另一治理机制作用产生的纵向交互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将两者治理机制作为一个静态的或整体的变量来考量而导致对实践中的一些实践问题解释不足的情况,填充了合同治理与信任所形成的整合治理机制的内在动态作用的量化研究。研究成果为后续整合治理机制的动态性研究提供了基石,也为建设项目的管理者在不同项目阶段进行项目治理机制的选择与侧重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