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套正确可行的东亚地区战略则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东亚地区虽然自冷战结束之后一直维持了和平的状态,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这一地区的国际秩序相比冷战刚结束时的典型单极秩序显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研究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性质、特征、成因和发展演变趋势,对中国制定正确的东亚战略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地区秩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理范围内,各主要国际行为体基于权力对比和利益分配,在特定的规则指导下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可预测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和安排。东亚地区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天朝礼治的封贡秩序、列强分赃的条约秩序、非典型的两极秩序等地区秩序的形态。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和基于东亚历史的创新理论都为观察和理解东亚地区秩序提供了工具,本文在分析东亚地区秩序的性质与特征时,将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范式,而是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可观察、可操作的现象与可证伪的假设去解释待解释的现象,总体上将坚持物质主义的本体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体系主义的研究范式。建立在国际行为体间的权力对比基础上的国际格局对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有着最根本的制约作用。冷战结束后至今,东亚地区总体维持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秩序,但又不属于典型的单极一元秩序,而是一种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单极二元秩序。这种二元秩序表现为美国东亚地区军事安全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贸易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但中美在各自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不对称。东亚地区二元秩序的形成是中国、美国、东亚地区其它国家分别执行了特定政策的结果,各自政策指导下的国家间互动推动了地区秩序的演变。中国的“韬光养晦”战略和美国对华的“遏制加接触”战略推动了东亚秩序中安全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二元化趋势,而部分东亚国家长期执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政策,这种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地区秩序二元化的趋势。与此同时,“韬光养晦”、“遏制加接触”、“两面下注”政策内部的矛盾和张力也会给地区秩序本身造成不稳定性,从而推动地区秩序的发展演变。东亚地区二元秩序的演变主要存在以下三个趋势:一是短期内二元秩序结构将强化,二是中美各自主导地位日趋平衡,三是东亚格局将朝两极方向发展。中国的东亚战略是在对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的长周期、总体性的一系列对外政策的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并没有从地区战略的角度去处理同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参与和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可以认为是中国东亚地区战略的开端。任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对环境、目标和手段三个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的把握和处理。制定和执行对外战略需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战略目标则是国家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要寻求合理的国家利益,制定可行的战略目标,就要正确平衡“能干什么”与“想干什么”之间的关系。从国家利益的内容看,中国的东亚战略目标可分为安全目标、福利目标和威望目标三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的东亚战略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手段与目标相协调原则、开放原则与差别原则。基于东亚秩序的二元化特征,中国东亚战略的实施也分为经贸领域和安全领域两个部分。能否维持在东亚经济领域的首要影响力,能否巩固这种主导地位,这是关系到中国主动塑造地区秩序的东亚战略能否成功的基础性条件。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坚持自由贸易、扩大对外开放;必须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必须“惠及”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中国在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中心的前提下,要想在未来的地区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必须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有更大的作为。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实力地位,而在于周边国家和美国对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未来将如何运用这种实力的顾虑和防备。二元秩序下的中国东亚安全战略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纠纷,建立安全互信;建设性地协调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安全关系;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和安全保障。中国的东亚战略对内来说影响到民族复兴大业能否顺利实现,对外则是检验中国能否打破“强国必霸”的规律,真正实现和平崛起的试金石。实力的增长只是中国获得更大影响力的基础条件,要真正崛起成主导性大国的关键还在于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