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截贿案件高频发生,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截贿案件由介绍贿赂案件衍生而来,因此比普通的贿赂犯罪更为复杂。截贿案件中,截贿行为的表现类型多样,通常该类行为被认定为侵占罪、诈骗罪、或者将退赃行为作为一量刑情节在贿赂犯罪之中进行评价。由于截贿行为涉及到民法上的不法原因给付理论,此种情况民法不保护不法请托人的返还请求权,因此有学者主张无需刑法介入调整,应将截贿行为认定为无罪。在某些民事案例中,就有将截贿行为人占有不法请托人财产的行为利用不当得利制度评价,进而判决受托人将该委托物返还于请托人。之所以实务界存在同案异判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截贿行为是又一个不法行为,其产生于请托人不法原因给付行为之后,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刑法中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文对该行为予以规制,而理论界对截贿行为的观点又存在较大分歧。截贿行为本质上是“黑吃黑”行为,如果不运用刑法来规制可能会助长贿赂犯罪发生的不正之风。对截贿行为如何进行司法认定,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截贿行为司法定性情况进行梳理,得出截贿行为争议问题之所在,即认定标准的不统一。其中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是否对不法原因给付与不法给付委托作以区分,是否用刑法来评价截贿行为等问题上,归根结底还是对刑法领域的违法性判断上,对此需要正确把握刑民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刑法注重对社会整体秩序的保障和维持,民法更注重对个体权利的调整和保护,因此,刑民立法旨趣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刑法的角度去探讨截贿行为的定性问题,并提出对截贿行为进行定性的统一标准,也就是违法判断相对独立性原则以及坚持保护法益原则。在此标准之下,确定将截贿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并根据截贿行为的具体表现类型予以区分。在处理截贿行为时则根据犯罪的构成要件,主客观相结合,分别认定为侵占罪、诈骗罪以及事后不可罚的截贿行为。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对于有预谋型事前截贿行为,认定为诈骗罪;临时起意型事前截贿行为和多收少送型事后截贿行为认定为侵占罪;对于转交被拒型事后截贿行为认定为事后不可罚的截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