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时期的主体是以实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一时期的主体被哲学家笼统而泛泛地理解为自然的实体，可以说古希腊时期是主体发展的萌芽时期。普罗泰哥拉“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的提出才真正开始研究人所作为的主体。以此同时，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柏拉图“概念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出现，也成为了主体研究早期的胚胎。在古希腊，是亚里士多德首先真正开始使用了“主体”这样一个范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体”所指的物体没有具体指任何实体，可以用来作为任何存在的人，因为此时主体和人并不直接同一。到中世纪时期，宗教神学盛行，“主体”是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来代替的，在绝对的完美，绝对超然的上帝造人的前提下，主体性体现在了一个先验的神圣的领域，神圣的“上帝”是人的主体性的寄托，是人的主体性的异化形式。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发现”上帝和反叛上帝，人类得到人们自己值得信任的主观能动性。近代哲学围绕着摧毁宗教神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展开，主观能动性开始启动。在近代，“主体性”与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一起呈现出来。被称为近代哲学第一人的是笛卡尔，他的“我思故我在”这一重大命题，开始系统的研究主体，由此也展开了现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争论。争论中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产生了僵局，其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启蒙运动以促进科学和先进的知识为己任，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争论，使得这些理想出现停滞，这意味着普遍必然性不仅不可以证明科学知识，也使作为一个基本的科学知识的理性本身动摇了。这个矛盾就交给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来解决。德国古典哲学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决这一个问题。从主客观的统一来解决矛盾问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倾向，也就是说，不仅强调人的思维，同时也关注外面的世界和人的生存状态。康德和黑格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德国古典哲学家仍然停留在思辨领域，因此“主体”仍然只是意识主体。马克思，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现实的“主体”的活动，马克思的主体是现实主体，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是“个人的现实的活动”。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依然是没有过时的哲学思想。我们仍然应该以历史主体理论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深对当代主体的变化的理解，给出新的主体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