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融资以及股利分配是企业财务活动的三大支柱,其中关于制定合理有效的投资决策是首要任务。目前在中国资本市场中,非效率投资现象较为普遍,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种形式。二者均对企业投资效率和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造成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结合法律制度研究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双重影响,并找到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有效途径。同时,本文进一步研究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对宗教氛围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调节效应,对比分析东西方宗教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所具有的不同表现结果,这为研究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基于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公司层面的宗教氛围和省级层面的法律制度、对外开放程度,分别从中国主要的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入手,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宗教氛围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同时,验证在法律制度及对外开放程度不同的地区,宗教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此外,本文通过将东方宗教（佛教、道教）以及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性质进行分组回归分析,进一步研究其内在的影响机制。最后,本文采用多种不同的衡量方法对基础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使本文的实证结论更具说服力。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地区的宗教氛围越浓厚,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越低。并且,在区别非效率投资中的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两种形式后,发现宗教氛围主要抑制投资过度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1）法律制度较好的地区,宗教氛围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会增强,这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2）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东方宗教氛围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有所削弱,而西方宗教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却有所加强。这表明东方宗教受到了对外文化冲击的影响较大,从而削弱了其发挥作用的效果。同时,宗教氛围主要是从代理冲突和社会资本两个渠道来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并且代理冲突的渠道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转轨经济体运行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能够唤起学术界对宗教这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转轨经济中作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