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两性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女性臣服于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男性用征服和奴化的方式,凌驾于女性之上,使女性长期处于压迫之中。中国古代社会的两性关系从男女有别,发展到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最终确立和形成了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周易》更是从宇宙生成的角度为男尊女卑提供了合理的依据。这种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成为了几千年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与现实相反的是,女性历来受到文学家们的关注和重视,他们通过对女性爱情、家庭、社会生活的描写,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塑造了众多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她们的痛苦、无奈、挣扎和反抗。对女性和女性生活的关注,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史。这种关注,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艺术创作主体和艺术接受主体共同的影响。元代亦是如此,元代文学,尤其是辉映千古的元杂剧,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刻画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艺术作品是时代生活的综合反映,虽然不是对生活的直接摹写,但一定体现了社会的风貌。元代社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在这种政权统治之下,民族矛盾尖锐,社会矛盾突出。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等级分化的民族政策,入仕无门的政治环境,对元代文人和元代社会的女性审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透露出了浓郁的时代气息。本文以元代不同题材杂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以审美学理论为切入点,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思想,参考西方的审美理论框架,尝试从审美学的角度论述和阐释元杂剧女性形象的审美内涵及文化意蕴。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男权话语体系下的元杂剧女性形象的书写与构建,从剧本着手,对元杂剧不同题材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类和概括。其中,爱情婚姻剧中塑造的是“情女”形象,有闺门之秀和青楼歌妓,本文分析了她们的情爱取向、情爱态度和情爱模式,这类题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女性对自由恋爱及理想婚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些旖旎的情爱故事中,也显露了元代文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婚姻的渴求。家庭伦理剧中的女性形象是以传统伦理道德的践行者与反叛者展开论述,详细分析了良母、贤妻、贞妇、妒妇、悍妇、淫妇形象的特征和意指。文人地位剧分析了元代文人对甘守贫困女性的颂扬和对嫌贫爱富女性的鞭挞。历史题材剧阐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角色定位和悲剧命运。下编是元杂剧女性形象的审美研究。首先,分析了元杂剧女性形象的审美形态,用中国传统美学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两个美学范畴,即阴柔与阳刚,阐释了元杂剧女性形象的阴柔美与阳刚美。又以西方悲剧与喜剧的两种审美形态,结合中国悲剧和喜剧的艺术传统,论述了具有悲剧意味和喜剧意味的元杂剧女性形象。其次,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元代文人的功名心态、沉于下僚的社会地位、精彩的勾栏生活对元代女性的审美需求、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最后,从元杂剧的艺术手法探讨了元杂剧女性形象的审美构建和生成。在传统社会,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本文所论述的女性形象都是男性话语体系下的建构,体现了元代杂剧作家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取舍。男性以对文化体系的创造权,将女性置于男尊女卑的伦理体系之中。他们又以对文学作品的叙述权和阐释权,书写了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这种男性话语体系下的女性形象构建,最典型的就是他们对女性书写的“异化”,这种“天使”与“魔鬼”的极端书写方式,不仅凝聚了元代文人对理想女性的憧憬,更是元代文人希望通过塑造传统伦理道德模范的女性形象,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借以重新获得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实现“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以弥补现实中地位的缺失。而这些失去话语权的女性,同时也失去了主体意识,她们长期侵染于男权构建的伦理体系中,已经将这些规范化为自身的角色定位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