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是推进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无法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就业、医疗、社保以及子女教育等城市公共服务，还要面对讨薪、工伤以及与家人分离等艰难困境，他们的福利状况令人堪忧。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福利问题，这不仅关乎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基础牢固与否，更关乎到整个中国社会能否协调一致并和谐发展。本文从“现状分析-能力度量-回流影响-能力剥夺-机制设计”的思路出发，利用2009-2012年上海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回答有关农民工福利的五个重要问题：（1）如何构建农民工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客观有效的福利评价指标体系，以准确反映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福利状况？（2）农民工的福利状况以及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3）农民工福利受损与回流存在着怎样的关系？（4）农民工的福利贫困状况及其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5）居住证制度会改善农民工福利吗？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构建了农民工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福利状况从纵向（不同年份）与横向（农民工与市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纵向分析中，我们分别对2009-2012年期间不同组群农民工的经济状况、防护性保障、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在横向分析中，分别从医疗保险、子女教育、住房状况、工作时间和经济状况等五个方面比较了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异，从而对农民工福利的基本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细致的把握。　　其次，从经济状况、防护性保障、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等五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福利的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使用模糊数学方法对农民工福利水平进行测量，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农民工的福利状况随时间推移而逐年改善，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具体而言，农民工的生活状况、经济状况和心理感受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善，而工作就业和防护性保障的福利水平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第三，在logit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夏普利值法对农民工回流行为按功能性活动进行分解，以分析影响农民工回流的关键功能指标。接着，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对农民工回流之后的生存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2009年选择回流的农民工占36.31%，到2012年虽小幅下降到33.16%，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从具体的功能性活动指标来看，城市认同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最关键因素。可行能力对回流解释程度整体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9年的解释率为19.24%，2012年则大幅增加到64.06%，这表明福利在农民工回流决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从上海回流的农民工家庭拥有更优的经济条件和更好的居住条件。　　第四，将因子模型与FGT指数相结合以实现对农民工福利贫困的测度，在此基础上引入夏普利值分解法对福利贫困按功能指标按成分进行双重分解，寻找影响福利贫困的关键因素，揭示了福利贫困的构成与类型，并分析了不同农民工组群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福利贫困问题较为严重，22.24%的农民工处于福利贫困之中。就福利贫困成分类型而言，福利缺失是造成农民工福利贫困的最主要成分，贡献率为84.74%，而福利不均的贡献率仅为15.26%。收入水平、业余生活和城市满意度是对福利贫困贡献率最大的三个指标。　　最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平均处理效应等方法探讨了居住证制度对农民工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居住证显著改善了农民工的总福利水平，就具体功能维度而言，居住证对农民工的生活状况、防护性保障以及精神感受改善最为显著，而在工作就业方面则不存在明显的改善效果，对经济状况甚至还存在负面的影响。从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的结果来看，居住证对女性、管理人员、健康状态欠佳以及初等和高等教育水平的农民工福利影响力有限。　　本文的启示在于：对农民工福利的考察不应该局限于经济或物质方面，更应对他们的能力状况以及自由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政府应该逐步消除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使其公平地分享城市发展红利。此外，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是减少回流的关键措施。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中应该对农民工开放更多机会，促进他们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以及增加其对城市社会的参与度，最终增强其城市身份的认同。改善农民工经济收入并不是改善农民工福利贫困的唯一途径，促进农民工发展与能力的获得是解决福利贫困问题的当务之急，将有助于使他们的福利水平趋同于市民。流入地城市政府须有真正的决心和诚意，降低居住证的申领条件和限制，以切实行动承担起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责任。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视角创新。现有农民工福利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经济、物质、生存或幸福等某一维度或特定视角，难以反映出农民工福利问题的全貌。本文突破经济或物质视角的局限性，从包含更多信息基础的可行能力视角出发，研究包括回流、贫困和居住证制度等一系列有关农民工福利的问题。第二，空白填补。在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农民工福利研究中，对于理论框架和功能指标选取尚未达成共识，且缺乏统一的测量标准。本文构建了一个农民工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较系统全面的可行能力指标测量体系以完善农民工的福利测量方法，填补已有文献的部分空缺。第三，方法创新。本文将因子模型与夏普利值法相结合以构建福利分解框架，通过MATLAB编程实现了对农民工福利贫困按功能按成分的双重分解，详细测算了各功能指标的贡献度，并将福利贫困进一步分解为缺失和不均成分，以揭示福利贫困的结构与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