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1978-)在南京成长,2000年移居香港,他的空间转移和城市经验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城市想象也得益于其丰富的城市经验。从《七声》到《浣熊》,他以南京和香港为叙述焦点,到了《北鸢》,他又虚拟了一个城市——襄城。这些城市在他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仅表现出作家对每座城市的独特理解,也传达出他对文化、人生和人性的思考。本文以葛亮的城市经验为出发点,从其城市想象的具体形态、审美风格以及他对城市的反思三个方面,探讨葛亮文学文本中城市想象的意义与局限。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围绕葛亮的城市经验与城市想象的关系,探寻不同城市对葛亮的影响、葛亮对不同城市的体认,以及这些城市在他的文学文本中呈现出的不同形态;第二章从语言特点、意象呈现、视角选择三个方面总结葛亮城市书写的审美风格;第三章基于前两章的论述,探讨葛亮的城市想象在中国城市文学中的独特性,并且反思其想象和建构城市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于葛亮对各座城市的体认不同,这些城市在他的想象中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城市形态:具有安稳和激烈双重气质的文化古都南京、蕴藏神秘气息的现代都市香港以及尊崇儒家伦理的北方小城襄城。在以不同城市为书写对象时,他所采取的表达方式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得他的城市书写显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在这变化之中又有其一贯性的追求,表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精致典雅与平淡温和的审美风格,这一风格突出体现在葛亮对语言的运用、意象的营造和视角的选择上。葛亮对城市本土经验的表达、传统文化的再现和古典审美的凸显在中国的城市文学中有其独特性,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也有反思意义。他在面对城市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赞赏之情,强调传统道德对人性的规约作用,以保守主义的姿态解构了20世纪“现代性”的启蒙文化的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中落后和束缚的一面缺乏必要的和冷静的审视。由于葛亮复兴传统文化、弘扬人文精神的意图过于明显,他又不能从自己的个人情感中跳脱出来,限制了他的文本在形式美之外的反思深度。葛亮的城市想象呈现了在当下重塑传统文化的可能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反观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景观趋同、人性异化等问题,对我们反思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