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成立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教育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他们的实践活动不仅局限在教育领域，而渗透到文化、政治等社会的主要方面。因此，教育会促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生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参与了社会的变迁。 本文着重从江苏教育会的历史活动中，集中抽取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为代表的三个实践向度，以事件考察的形式，在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这一教育团体在震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演化和实践及其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描述了教育社团是如何在政治、文化、教育互相冲突和作用的时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更进一步为实现近代中国教育的生存和生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形式。 研究表明，这种可能性就在于，首先，江苏教育会无论是积极主动，还是被迫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他们的实践都不是一味地盲从或者拒绝，而是体现了既非单纯肯定国家政治体制对于教育合法地位认定的垄断性质，也非理想地认定民意是教育合法性源泉的重要意义。就是在这种张力之间，通过政治让我们能够思考这种教育成为现实所要求的审慎和平衡。 其次，江苏教育会所倡导的新式教育如果要建立起社会合理性，以便能够“深入人心”，并不能够仅仅凭借权威性的说教、讲演等形式就可以为社会所接受。正是因为如此，小说、戏剧、电影等“通俗”的文化表达形式就成为有效载体。与传统相区别的是，所有这些形式和内容都必须以科学为标准进行规划。这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现代性所必须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即道德何以为凭?是科学化的文化知识?还是伦理的实践积淀?或许，正是在教育与文化不断深入的沟通和实践摸索之中，就有可能培养出践行这种教育“艺术”所必须的德性和智慧。 最后，江苏教育会的教育活动意味着教育要想持续、良性发展下去，不仅需要外界物质和制度的支撑，更需要自身学术权威和地位的确立。正是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刺激了教育本身独立自主意识。它并不单纯是理论和思想追求和进步所致，而是在长期的日常实践、冲突中逐步明确起来，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为教育生存、成长的策略需要。并且在进行自我反思的基础上，让我们能够思考这种教育“天职”的可能与界限。 这既是对我们已经确定之界限的巩固，也是对超越这一界限的一种可能性的突破。江苏教育会的实践表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成就既不是依赖某种完美的教育理论，也不是一种主义的成就，而是教育如何处理与自身、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也就从而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