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项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进行的复杂转换活动，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受诸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个矛盾，对翻译的主体提出了挑战。在影响翻译的众多对矛盾中，形式与内容是讨论最多、意见也最难统一的根本矛盾之一，翻译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体现为如何处理好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　　 纵观中西方翻译发展的历史，受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影响，在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中文本形式较之于内容，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或重视不够，重内容轻形式一直是传统译论的主流，这与形式在文学作品及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审美特征的普遍性是极不相称的。文学文本之所以具有艺术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内容的载体--形式。形式本身是文学艺术的必要构成成分。译者能否成功再现译出语的艺术形式，决定着文学翻译的成败。　　 进入二十世纪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语言不再被仅仅看作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其本身也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从工具理性转向对语言本体的诉求，语言形式的重要性在翻译研究中凸现出来。近三十年来，中国译学界也开始对形式的反作用和形式本身的审美价值给予了足够重视，译家和学者们围绕着翻译的“形”与“神”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　　 形式问题虽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翻译家和学者的关注，但目前在研究上还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受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在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认识上还沿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将形式简单化、表面化、非审美化，在“形”与“神”的界定上缺乏统一性，概念混乱。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翻译界“形似”与“神似”之争的根源主要在于对文学翻译的“形”与“神”的不同界定上，出发点不同必然导致观点的分歧，因此，若要对文学翻译的“形式”再现问题进行有理有据地分析研究，就有必要首先对文学翻译的“形”与“神”重新加以界定。本文借用巴赫金的“内容、材料、形式”三分法理论，将形式区分为语言层面之“形”和言语层面之“形”，并认为后者所蕴含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忽视了对这一层面的“形”的再现，不可能会有成功的翻译。接着，笔者又对意义（“神”）的分类概念进行了梳理总结，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文学作品的“形”与“神”存在着相似的分类和层次，即都可从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两个方面去考察。语言层面的“形”明确指向语言层面的“神”，这里发挥作用的是语言形式的指示功能，语言形式完全受制于语言系统的内部规范，因此其构成是客观的、约定俗成的、被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在翻译中，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忠实于这一层面上的“形”，而是要用目的语中的相应形式替换之。　　 言语层面的“形”与“神”要复杂得多，“形似”与“神似”的争论也多源于此。言语层面的“形”是作者利用语言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的具有主体创造性的形式，这种形式一般都是变异的、偏离常规的、被置于前景化的、对读者而言新奇而陌生且能激发他们阅读兴趣的，也就是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陌生化”形式。这种形式的存在，赋予了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言语层面的“神”就是蕴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借助于这种个性化形式显露出的作品的精神、气势、情调、神韵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很难说清这些融入了作者情感、灵感和才智的个性化创作是属于作品的形式还是内容，“形似”与“神似”之争由此而来。　　 “形”与“神”本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一个统一体，而文学翻译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形”变，达到“神”的再生。问题在于，“形”变了，神是否依旧不变?这也正是文学翻译之难处所在。形式因素从各个层面制约着翻译，但同时也催生了翻译的艺术。笔者认为，要达到“神”的再生，关键在于两点：一是用难化翻译法再现原作的陌生化手法；二是语言形式可感性的保留当然，无论是难化翻译法的运用，还是对形式可感性的把控，都要掌握好传译的程度。适度原则，这是文学翻译达到“形”、“神”合一的重要尺度。　　 为了更直观具体地阐述文学翻译的形式再现问题，我们将以《聊斋志异》俄译本为个案，分析难化翻译法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