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迅猛发展的同时,随之而呈现的是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从以GDP增速为单一目标转向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主线是必然选择。为实现工业化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应该走一条数字化转型之路,通过释放以信息技术、科学管理知识、先进文化为内容的“数字红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在中国实际的社会情境中,一些地区和群体难以参与创造和分享以信息、知识、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文明成果,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贫困形态——数字化贫困。与数字化富裕地区相比,数字化贫困的地区,因信息化、人力资本等劣势,以致该地区缺少产业结构升级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然而在积极推进数字化的同时,又面临数字化贫困固化的问题,继续以现有模式推进数字化,难度、成本加大且收效甚微。因此,中国在面临数字化贫困逐渐固化及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下,研究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数字平台、数字能力、数字行政、数字生活四个方面构建地区数字化贫困指标体系,测度了我国31省市区数字化贫困指数,并剖析其时间和空间层面的演变及原因。进一步,从产业效应、劳动力禀赋效应和后发优势角度梳理了数字化贫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并利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化减贫整体呈健康发展态势,但是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数字化贫困逐渐出现固化,减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并且开始面临效益和成本的选择问题;(2)对比2015年数字化贫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分布图发现,数字化贫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上的演进几乎同步,并且均在地理上呈现一条有河北、河南等地,南北贯穿的“数字化和产业鸿沟”;(3)数字富裕地区对数字贫困地区的“空间极化效应”可能的衰减边界为:160-200公里;(4)就全国而言,数字化贫困对产业结构升级有阻碍作用;但分地区发现,部分地区数字化贫困非但未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通过数字化“代偿”的方式,弥补了数字化不足,推动了产业结构向更高级演进。最后,提出中国在推进数字化的进程中,应该分地区、分阶段的逐步实施数字化战略,而不应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盲目跟风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