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04年10月底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上限管制，这意味着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本博士论文将规范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了2004年的贷款利率改革对企业微观投融资行为和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本文将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因素和企业内部代理问题有机结合在同一个理论综合模型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2004年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影响企业借贷融资和资本配置的微观机制。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发现，在像我国信贷市场这样信息不对称严重，银行监控效率低而银行风险监控要求严的背景下，在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后的短期内，利率差异化的正面作用将受到银行监控成本的乘数效应和银行监控效率瓶颈的制约而减弱甚至消失，使得规模较小、抵押能力较弱的企业的借贷融资约束并不会得到显著改善。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却可能立即引起逆向选择效应：内部代理问题严重，企业规模较大且抵押能力较强的企业会利用更高的利率吸引贷款，进一步加剧过度投资；而规模较小，抵押能力较弱，和内部代理问题较轻的企业却受到更大的贷款限制，从而导致企业间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降低。作为理论模型推导的副产品，本文还发现贷款利率下限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大企业的过度信贷，在短期不宜取消。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1年-2007年财务数据做实证分析后发现了支持上述理论推断的证据，而且实证结果比较稳健。一方面，本文用负债结构指标衡量企业外部借债融资能力，通过实证分析发现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之后，企业的外部借债融资比例和短期借款比例对企业规模和企业抵押能力的依赖性不降反升。在改革后，规模较小，抵押能力较弱企业的借债融资约束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而另一些内部代理问题严重的企业却可能利用其规模和抵押能力的优势，并通过支付更高的利率吸引短期贷款，过度借债。另一方面，本文首次将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衡量方法加以修正后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相结合衡量了中国上市公司间的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并通过实证分析和多种可能的稳健性检验发现，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之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不升反降。本文结论说明为了尽快发挥利率改革正面作用，迫切需要推进相关配套措施改革，提高银行监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抑制过度投资；从而在发挥利率差异化正面作用的同时减轻利率改革的逆向选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