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药用是人类利用动物为人类自身谋福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对人类是否应该利用动物为人类谋利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在理论上,无论是传统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现代弱人类中心主义都秉持人类价值优先的观点,认为人类才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利用动物为人类谋利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理论强调非人类的其他生命同样具有内在价值,将人和其他生命放在同等的主体地位上加以考量,认为利用动物为人类谋利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将人类的幸福建立在对动物的奴役之上是不道德的行为。由于理论上难以达成共识,致使动物药用在现实中陷入困境。西方动物福利运动的兴起限制了动物在医药领域的使用,同样,中国传统中医文化中动物入药在当代也遇到了强劲的挑战,上述困境直接影响了人类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生命共同体理论为上述争论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思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当代形态,生命共同体理论以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为根本出发点,认为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自身的价值标准来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也以其客观规律性规范人类不滥用自然,人类与自然形成了一种彼此尊重、相互统一的关系。自然在不断人化的同时,人也不断地被自然化。生命共同体理论强调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的统一,强调以生态理性来重塑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要克服单一的经济理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生命共同体理论倡导人类应该树立尊重自然的价值观,把关爱自然内化为人们内心的行为准则,达到生态价值观和人类道德观的统一。在人类和动物的关系上,生命共同体理论从人类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上强调人类和动物的和解共生发展。生命共同体理论克服了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在动物药用问题上的争论,强调要从人类与动物的辩证关系角度考量人类与动物的价值关系,既强调人类的内在价值,也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动物的内在价值,但当人类与动物的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时,人类自身生命的内在价值可作为处理人类与动物矛盾冲突时的优先价值依据。动物药用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反对将人类的利益和需要绝对凌驾于动物之上。在具体的动物药用的行为判断上,把是否符合善的动机、是否采用合理的方式、是否增进最优效果作为道德与否的标准。在实践中,生命共同体理论要求我们在利用动物入药时必须重视人类对物种保存的义务,禁止利用濒危动物、限制利用野生动物,可以适当驯养野生动物,尽量研制天然动物药的代用品,最终推动动物药用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人类道德与自然生态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