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禅宗最重要的经典,《六祖坛经》成书以后产生过多种版本,传承至今的版本内容和思想主旨并没有太大争议。然而,敦煌本的出土开启了版本问题的争论,随着敦煌本各本《坛经》的陆续发现,学术界怀着对出土文物的浓厚热情,从一开始就高推敦煌本《坛经》的地位,认为敦煌本《坛经》是目前最早的《坛经》版本,最接近法海集录的曹溪古本。然而,基于对敦煌本《坛经》中各种明显错误的客观认识,以及对禅宗思想本源的深刻把握,以印顺法师、净慧法师为代表的禅门宗匠对敦煌本《坛经》的价值持保留态度,结合禅宗史料,并据其简略性特点,提出“敦煌本《坛经》为传宗简略本”的重要观点。然而,学术界对宗教界的观点重视程度并不够,这一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后也渐成绝响。首先,从成书时间来看,即使可以推断存在一个产生于760一800年的敦煌本祖本,也很难讲现在可以看到的敦煌本《坛经》就是祖本的忠实抄本；根据神会门下“添媃增删”的习惯,同时根据史料记载,现存的敦煌本《坛经》可能是所谓“祖本”多次变体的产物,并不能认为它最符合曹溪古本原貌。其次,从文本繁简来看,其余各版本关于“古本文繁”、“得曹溪古本而刊印之”的记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通过史料可以推断,《坛经》在结集之后经历了由繁而简又由简而繁的发展历程,而敦煌本作为简略本,其成书正好处在由繁而简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经本对原本的忠实度是难以保证的；基于对契嵩禅师这样的一代高僧一生行迹的考察,毋宁相信契嵩、德异“古本文繁”、“得曹溪古本”的说法是真实的。再者,从慧能以后禅宗发展来看,神会和尚南禅北传过程中,面对北方禅宗自立祖位、俨然禅宗正脉的情况,将《坛经》确立为传宗信物是必然之势,敦煌本《坛经》中多处出现的“以《坛经》为信,付法传宗”的付嘱也正复说明了这一点：而作为流传北地的神会门下“付法传宗”的版本,历经年久,对原本的忠实度是值得怀疑的,这一点从敦煌本中多处作伪的痕迹可见一斑。就经本内容而言,与其余版本不同的是,敦煌本中不乏各类“付嘱”、“悬记”,所谓“不禀受《坛经》,非我宗旨”、“得《坛经》即可见性”之类的话显然都是出自后世门人的“鄙谈”；此外,敦煌本《坛经》的文本在文字严谨性、记述的场景性、记录完整性等方面错谬百出,除了任意删改节略,对此很难有其它合理的解释；最重要的一点是,敦煌本《坛经》与其余版本“呈心偈”截然不同,代表两种禅法思想,敦煌本“呈心偈”建立一切,其余版本扫荡一切,而从文气、经文内容一致性、慧能禅法思想特点、相关史料旁证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本来无一物”都更符合慧能所讲《坛经》的禅法思想主旨,也更符合禅宗通过“无”字以心印心的传承特点。综合一百多年来的《坛经》研究成果,不论从南禅北传、神会一系由盛而衰的禅宗发展史考察,还是通过不同版本内容对勘；不论是《坛经》传承的相关记载,还是禅宗史料记载；不论从语言风格还是思想主旨上看,众多研究成果都在导向一个结论：敦煌本《坛经》为神会一系付法传宗的简本。因此,对以往学者厚此薄彼,以敦煌本为正宗攻讦指摘其余版本的情况应该理性看待,对不同版本《坛经》的价值应取一个平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