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与同语族的满族早期都生活在东北腹地。清初年,锡伯人加入八旗组织,成为“旗民”。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在全国驻扎八旗军队,史称驻防八旗。清乾隆29年(1764),四千多锡伯军民被清政府派驻西域边陲——伊犁。自此,东北与新疆两地的锡伯族在相互隔绝的地理单元,沿着不同的历史脉络向前发展,分别形成了新疆锡伯族、东北锡伯族两个族群(ethnic group)。这里所谓的“新疆锡伯族”不仅指在新疆这个地理单元内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群体。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伊犁驻防八旗之一——锡伯营的官兵、眷属及其后代。当代,锡伯族是新疆十三个世居民族之一,现有人口近四万,在新疆被喻为“第一代兵团战士”,享有“翻译家摇篮”的美誉,也是新疆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一个小民族,如何在新疆复杂的多民族社会中生存、发展并保持凝聚?作为八旗组织中的”非满非汉"成分和全国最晚解体的驻防八旗,新疆锡伯族在“后八旗时代”的认同如何?本文讲述的这个关于“牛录"的故事,就是要通过传统农村社区样本,来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选取的农村社区位于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简称察县)的爱新舍里镇。当地人一般称之为“金泉镇”。那里被认为是全县锡伯族人口聚居、锡伯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两百多年前,锡伯军民在伊犁河南岸分为八个牛录驻扎后组建锡伯营,金泉镇正是当时一牛录和三牛录的所在地,至今,从本地锡伯族人的观点出发,这里依然是想象中的“一牛录”和“三牛录”。论文开篇是以我到新疆上学和去金泉镇调查的经历为线索,从一个在内地出生长大的汉族人的视角,描述了新疆锡伯族生活的多重行政空间的历史与现实。其后,论文通过岁时节庆——春节时我的亲身经历和人生礼仪——葬礼的仪式研究,探讨了新疆锡伯族的家族文化。并且,从当地锡伯族和汉族在“村庄政治”中的不同表现,延伸出“牛录”存续的问题,为后面的叙述埋下伏笔。然后,我记述了本地汉族的移民史。其中,通过对锡伯族传统的“翁巴西”制的变迁,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当地汉族的大量涌入所造成的锡伯族与汉族间的资源竞争。在此基础上,我探讨了当地锡伯族人与河南籍汉族人之间的歧视与偏见。再后,我通过对事件的叙述探讨了当代锡伯族的八个牛录间的竞争。这既包括乌珠牛录入和依拉齐牛录入在村庄政治和日常实践中的较量,也包括寨牛录人为“正名”所进行的努力。最后,论文在结尾处从社会现实回归到历史和“诗意”的想象。在历史上,牛录是锡伯营的军事与生产单位。对当地的祭祀圈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信仰结构与八个牛录的社会结构高度同构,构建出的传统新疆锡伯族社会是个超稳态的社会。在“诗意”的想象中,牛录是故乡。在结语部分,我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最终归结为一个命题：新疆锡伯族“族群性”的建构与维系。在历史研究中,锡伯族族源“历史”的书写呈现出与满族相关的建构性。在文化研究中,传统新疆锡伯族的族群认同是家族与牛录的双重认同结构。牛录认同与家族认同间有“公"与“私”的清晰界限。由此,新疆锡伯族社会可视为由八个牛录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