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单纯依靠资源消耗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渐被淘汰,加快经济转型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式。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转型,逐步成为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共识。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更引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方向,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环境技术效率作为新时期技术效率的指标,在考虑了环境的前提下,对产业的效率做出了一个新的评价,这不仅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理论新判断,也是给相关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目标,为新时期的转型提供风向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起步阶段存在创新不够活跃和技术不成熟的特点,发展中又不可避免要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因此,开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技术效率的测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2003-2012年我国各产业各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环境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其次,根据测算结果对其变动状况采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GML)指数进行表示,将环境技术效率的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两个方面,并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GML指数、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ML指数进行比较分析；再次,分别对于环境技术效率的产业间差异采用σ收敛检验,对于省际间的空间差异采用β绝对收敛检验；然后根据结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根据论文结论和实际情况,说明提高环境技术效率的政策途径。得出的主要结论和启示如下：(1)无论从行业还是地区角度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总体较低,从整体时间趋势来看,环境技术效率在2003至2007年呈下降趋势,说明该段时期的产业的发展整体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对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从2008年开始,相关政策出台后以及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清醒认识后,环境技术效率又逐年上升。说明只有通过环境技术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能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转型目标。(2)分产业研究时,当非期望产出的治理需要成本(即非期望产出满足弱可处置性)时,除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的环境生产效率都是下降的,这是由于这两个产业的发展基础较好造成的。另外,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环境技术效率的变动接近于1,说明其发展也渐渐区域成熟的阶段。(3)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EC),说明了技术的重要性。其差异呈现明显的波动性。总体上看,除2005至2006年和2007至2009年间,环境技术效率标准差随着时间逐渐上升,不存在σ收敛,其他时段都存在明显的σ收敛,尤其是近四年的数据,说明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各行业之间继续存在σ收敛的趋势。(4)从地区分布上看,华北、西北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增长的速度较快,华东、华南、西南地区次之,华中、东北地区的增长最慢。其中,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等省市之外,其他省市的环境技术效率都有所增长。(5)由于各省市经济基础水平、人力资本存量、自然资源、产业结构等存在较大的不同,利用环境技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自然导致环境技术效率在省市间出现相对较大的差异。进而由收敛性分析可知,2003至2012年间中国各个省市的技术效率都存在非常显著的收敛性。这说明中国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技术扩散现象,并导致了各个地区间的技术效率收敛。(6)如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技术效率的增长高于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环境技术效率。这说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会夸大环境技术效率的增长。同时,当期生产技术下的环境技术效率增长普遍低于全局生产技术下的测算结果,且其产业间和省市之间差异明显变小。这是因为ML指数采用相邻两期投入产出数据的几何平均形式,从而平滑了生产效率的波动。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把环境技术效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起来,采取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Globe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进行测算,进一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丰富了环境技术效率的测度理论。通过比较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环境技术效率的产业和区域差异,对推动我国各产业各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