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界,王国维诗歌有着明显转型痕迹,即由“诗人之诗”到“学人之诗”的转型,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内涵,并将两种诗歌类型与王国维语境中的“诗人之诗”与“政治家”之诗作对比,得出王国维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即内容方面从“忧生”到“忧世”,并认为王国维身份由“新民”到“遗民”的转型,是造成其诗歌内容转变的直接原因,“忧生”是对个体的关注,“忧世”则是对国家以及集体的关注,选其前期的欧西哲理诗与后期唱和诗,将其归纳为“人间”独白与公共“唱和”,从而形成鲜明对比,以见“生”与“世”的不同;“忧生”是对人生的迷惘,“忧世”是对政治的忧伤,选取前期的“歧路”意象与后期的“游仙”之诗作鲜明对比,突出其“忧”之不同;转型还体现在诗歌表达方面,即以“情思”表达情感到以“学识”表达志向的转变,这转变是受其学术由“新学”到“经史”之学转向极为深刻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由“悲情”色彩到“史”之精神的转变以及从有情“人间”到“学术之诗”的转变,清晰地看出由“主观情感”到“冷静理智”的变化过程。一方面,王国维诗歌转型受到近代文化转型大背景的影响,“诗人之诗”的诗歌探索之路是对文化危机的应对之策,而清亡之后,近代危机加深,王国维又趋向于保守,从向西方学习转而回归传统诗学内部,与思想界的“离异”与“回归”相似,其诗歌创作也有着对传统诗歌的“离异”与“回归”现象;另一方面,回归传统诗学领域也正表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保守派有着根深蒂固的恋旧情结,而这正是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从“诗人之诗”到“学人之诗”的转变是古典诗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学人之诗”以独特的“载道”与“经世”功能赢得遗民的青睐,而在现代境遇中,“学人之诗”则与时俱进,承载了现代品质,发展成为新派的“学人之诗”,承载着独立的学术品质与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是传统文化承载的最佳载体,因而“学人之诗”是古典诗学的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