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八旗、察哈尔蒙古部、“怯薛军”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概念,在历史话语体系中他们如何被予以相互联系,而作为察哈尔后裔的察哈尔蒙古人的解释体系里又是如何理解和阐释自己的过去,以及作为游牧者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过去”又是以什么样的形象被予以表述,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察哈尔蒙古人的后裔现分布于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以及新疆博尔塔拉地区。北元时期作为合罕直属中央万户的察哈尔部,从维护合罕权威的“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逐步衰微,新兴的清朝统治者趁机扩张势力范围,不仅使蒙古各部归顺旗下,甚至使察哈尔内部不稳,最终促使蒙古最后一位合罕林丹汗率部西迁,并病死于途中。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儿·额哲,最终在众散亲离的情况下归降清朝,被封为和硕亲王,尚固伦公主,使仍管领随降部众。额哲之孙布尔尼亲王携弟罗不藏趁“三藩之乱”举兵叛乱,被迅速镇压,清朝政府为绝后患严厉处置,合罕系遂绝,并重新安置察哈尔名下诸众于宣化、大同边外,后部分察哈尔人被派往新疆地区戌边。至此,察哈尔蒙古人现居格局被确定。作为合罕直属万户被组织到一起的察哈尔部,内部构成相对复杂,而且随着合罕系被绝,失去了唯一相连的纽带,又经历数次分化、重组和变迁。然而在现在语境中多元构成和复杂经历成为了优势,作为一种资源被蒙古语“标准语音”的确定中发挥了作用。不仅如此,他们以察哈尔人的身份在历史的脉络中为自己寻找到了更加“古老”的位置。察哈尔蒙古人的记忆并没有在仪式场域中予以表述,它是在史学家和察哈尔精英群体间的互动中被成为“文本一致性”。在日常社会空间当中关于“过去”的记忆是以另一种内容和形式被实践的。敖包祭祀仪式中关于“苏力德”和“海木日”的认知以悬挂和抛撒,以及赛马等活动被加以表述,自然与牧民间的关系以献祭食物之“德吉”、念诵“色日吉木桑”、绕敖包旋转,以及分享“贺西格”和让牧畜带上“色特日”等形式化语言得以实践。在祭火仪式和祭天仪式中各种象征性符号意义被编入其中,在日历的周期性重演结构中以“同质性时间结构”的形式被重复和记忆。奶食品的制作是与牧畜管理和游牧产品的季节性特征相结合的一套复杂的技艺系统,它是通过系统性技术被实践,以操演到操演的形式在代际间传播。随着市场的深入,奶食品和它背后的一套技术系统,甚至是整个生产生活成为一种消费对象,在市场的话语中得到了新的价值,这里消费者作为他者相对于察哈尔蒙古人而存在。记忆与现实在互动中相互支撑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