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汉代初期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上,经汉武帝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奠定了其在官方至高无上的地位,《春秋》也忝列其中,是儒家经典之一。穀梁学则以其侧重在礼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与《左氏》、《公羊》成为《春秋》三传,并荣登儒家经书系列和汉代的官学。穀梁学肇始于陆贾,他不仅是汉初尊崇儒家学说的第一人,也是研习《穀梁传》的开山者。在其著作《新语》中有四条是遭秦火后保留却不见于传世本的内容,为《穀梁传》成书和延续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其后,中公的传授为西汉穀梁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为官方礼制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汉宣帝石渠阁会议后大倡穀梁学,使榖梁学在整个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繁荣昌盛。瑕丘江公、荣广、蔡千秋、周庆等人凭借穀梁学上的造诣,先后得到朝廷的重用并被任命为穀梁学博士。随着经学章句之学兴盛之世的到来,尹更始作《春秋穀梁章句》是最早的穀梁学章句著作。刘向以阴阳灾异解读《穀梁》,并以《榖梁》思想为当权者提供治国方略,成为西汉穀梁学家的最重要代表。至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穀梁学走向衰微。整个东汉时期穀梁学再也没有出现西汉江公、尹更始、刘向这样的专门研习的大儒和经师出现。穀梁学仅仅附庸经学而难得进一步发展。现仅存郑玄一篇与何休辩论之作《起废疾》,从中可窥见郑玄对于《榖梁传》的认识和见解,也可了解当世今古文之争的学术风气。穀梁学在两汉的发展是伴随着与《左氏传》、《公羊传》的角力而展开的,更是由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和具体政治需要而决定其兴衰命运。但就《穀梁传》本身而言,亦有其独特的经学大义,可以作为政治之学和御人之术的文本。这使其包含的经学内容成为实用之学而为统治者所用。因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门长盛不衰的学问。穀梁学在汉代时期走向鼎盛,穀梁学者功不可没,他们的努力也为后世的穀梁学者研究开辟道路和指引方向。自两汉之后,历代都有大学者和经师出现,并产生许多杰出的学术著作,丰富着春秋学史和经学史的繁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