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益于改革开放创造的政策条件,各级政府和民间团体将境外非政府组织视作中外民间交流和吸引外资的绝佳对象,大量境外非政府组织通过多种方式逐步拓展在华活动范围和深度。至2016年之前,虽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理念和实践层面对境内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有关监管措施的混乱和监管机制的虚设亦是现实。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绝大多数境外非政府组织在身份界定、资金流向、人员管理等方面逐步与国内社会治理需求不相适应,从而派生出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进而使构建和完善政府监管提上有关部门议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非政府组织在部分国家“颜色革命”中扮演的推波助澜作用,引发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加速了相关监管措施和法律的出台。在此背景下,《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下简称《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在2016年4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具体表现。目前来看,经过三年的运行,由《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所构建起来的监管体制已逐渐走上正轨,并切实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创造更加有法可依的环境,保障其依法在境内开展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但是,个别境外非政府组织在知晓其入华活动不受欢迎或面临监管的情况后,为继续对华从事渗透活动,采取了多种规避措施不断试探政府监管底线,挑战《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权威。本文将借鉴多种研究方法,试析境外非政府入境活动的历程及我国政府对其的监管概况,进而对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影响进行评析,对政府监管的有关经验和措施进行回顾和总结。在借鉴境外有关国家对其本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监管举措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政府监管现状,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特点规律,提出“提升监管理念、优化监管机制、明晰监管对象、严控资金流向”的具体举措,从而对进一步完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政府监管进行尝试性探索。特需说明的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实施以后,个别境外非政府组织为规避我国政府监管,采取在我周边国家和地区召集境内有关人员出境,通过考察培训等形式开展活动。虽然其意图和结果均指向我境内,但对其有效实施监管更多涉及其他学科研究范畴,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