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面部情绪在社会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确识别愤怒、厌恶、恐惧、快乐、悲伤、惊讶、蔑视等基本面部情绪对于个体正常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体面部情绪识别发展的过程中极大地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特别是家庭因素的影响，同时个体的人格从内部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其对面部情绪的加工过程。然而对于面部情绪识别影响因素的研究开展不多，相关的脑机制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要了解面部情绪识别的差异性的来源和本质，就必须对其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探讨。　　目的：　　1.探明父母教养方式对面部情绪识别特点的影响，同时证实病理性人格因素对面部情绪识别的作用。　　2.中国文化的样本中验证之前研究中发现的病理性人格五因子结构，并证实其跨文化的稳定性，以对病理性人格进行准确地描述。　　3.根据病理性人格结构的结果，对面部情绪的认知过程进行检测，找出与病理性人格各维度有关的特殊加工特点，并从皮层加工机制的角度对人格因素影响面部情绪识别进行解释。　　方法：　　1.在166名健康被试和123名人格障碍患者中进行面部情绪识别准确率和强度测试，并完成父母教养方式问卷The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的调查。采用方差分析分别比较人格障碍和健康被试在识别准确率和强度以及PBI各尺度得分的差异。分别对健康被试和患者组中面部情绪识别准确率和强度与PBI得分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2.在253名健康被试中完成The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NEO-PI-R),The Zukerman-Kuhlman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ZKPQ),TheNonverb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NPQ),The 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Personality Pathology(DAPP)问卷的调查;对所有量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3.在37名健康被试中进行面部情绪诱发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potentials，ERPs)测试，并完成DAPP测评。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检测反应时、DAPP得分和ERPs各成分潜伏期、振幅之间的关系。　　结果：　　1.人格障碍患者对蔑视、厌恶、快乐的面部情绪识别准确率显著下降;同时在PBI父方和母方关爱上低于健康被试，但在父方和母方自由控制、主权否决上均高于健康被试组。在健康被试中母方主权否决负向预测对于恐惧的识别准确率;母方关爱正向预测悲伤的识别准确率。在人格障碍患者中，父方关爱负向预测对于愤怒的识别准确率;母方关爱正向预测悲伤的识别准确率;父方自由控制正向预测蔑视的强度;母方关爱正向预测厌恶的强度。　　2.对ZKPQ，NEO-PI-R，NPQ和DAPP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出清晰的五因子结构，包括了情绪失调维度、反社会性行为、去抑制、强迫和怪异寻求。　　3.快乐面部情绪诱发的P3a成分的潜伏期在三个电极位点上均与DAPP自认困难成负相关;快乐诱发的P3b潜伏期在三个电极位置上均与DAPP刺激寻求、无情、被动攻击、自恋等反社会行为特质成负相关。　　结论：　　1.父母教养方式对于面部情绪的识别存在贡献，并且在健康被试和人格障碍患者中存在不同;某些早年父母教养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对面部情绪的编码加工过程和敏感性。　　2.人格障碍患者中存在对蔑视、厌恶、快乐等面部情绪较广泛的识别障碍，但对面部情绪强度的识别基本没有改变。这种特征性的识别障碍可能是人格障碍社会功能严重受损的核心机制。　　3.病理性人格在中国文化中也存在五因子结构;其中四个因子同时重复了之前研究中病理性人格稳定的四因子结构，即情感失调、反社会行为、抑制、强迫;第五因子包含了大五因子人格开放性以及冲动感觉寻求的部分特征，表现为怪异寻求的特点。　　4.病理性人格特质中属于反社会行为的维度与对快乐面部情绪的后期高级加工存在联系，表现为对于快乐存在易化的加工，反映了反社会行为特质的情绪加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