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组成部分,与居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密切相关,厘清城市社区的法律地位,有助于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前有关城市社区地位的话语与其实践运行之间是存在一定张力的。从我国城市社区的历史沿革和演变特征中可以观察到,区别于国外许多自发形成的社区模式,我国的社区最初是由国家建构起来的,是国家权力向城市社区延伸的产物,因此行政属性本就是社区不可分割的重要属性。但是在当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文本中,对城市社区的法律地位主要侧重于呈现其自治地位,而对其行使协助职能的地位不够重视,这与我国当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实际是有所差距的。以提高社区自治能力的目标为主要导向,我国陆续开展了各项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包括社区自治的初步探索、社区工作站模式改革、社区减负改革、政府购买模式的改革等。但在回顾各项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时可以发现,其效果都不符合预期。随后将社区作为研究样本,试图阐释社区在实践运行中的所需功能,展现城市社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法律地位。从社区在治理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社区功能体现在以实现社区层面的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响应社会的内生需求,如果只是侧重于社区在法律文本中的自治地位,而忽略甚至否认其实际运行中协助治理意义,是难以窥探到城市社区的全貌的。对城市社区的准确定位,应该看到其在治理场域中的双重特性,即社区既要发挥着协助职能,也扮演着重要的自治性角色,社区应该在这两种属性间取得适当的平衡。社区自治是有限的,去行政化是值得审视的。定位无误才能带来后续改革措施的有的放矢。社区要想高效发挥行政辅助的职能,就需要与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形成协作治理体系,并主动吸纳社会资源、处理好与其他基层组织的关系。由于城市社区自治资源的有限性和居民需求分化的程度日益提高,若社区层面想实现更有效的自治,可在保留社区合理的协助职能的同时,在社区层面推广自治单元的下沉比如“微自治”,将自治单元下沉至小区、楼栋等层级,以降低自治难度与催生居民自治的内生驱动力。这样双管齐下的策略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