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行》于十六世纪早期成书于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原书以波斯语写作而成。曾经被进献给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塞利姆一世与其子苏莱曼一世。据这部书的作者声称,他于明武宗正德年间曾经来到了当时的明朝。书中描写了明代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然而长期以来因书中所写的大量内容不符合当时明朝的实际情况,因而被认为作者很可能并没有来到过中国,所谓“中国”的情况都是其道听途说而来。从而被认定史料价值不高,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然而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为了要反映明朝真实情况的游记类著作。其本质上是针对十六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现实所量身打造的一部政论性质的作品。书中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困境,以“中国”作为参照对象,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中国纪行》这部著作,可以被视为一部“谏言书”作品。其描述的所谓“中国”的情况,是为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现实进行对比,从而指出问题的所在。并用“中国”作为例子,对统治者进行规劝。希望统治者能效仿他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的中国,从而解决奥斯曼帝国所面临的问题。作者提供的解决方案的核心就是“法律”,其意义不单单指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更代表着一种制度或者是自古以来的习惯。作者笔下的“中国”是一个人人遵守“法律”的井然有序的国度。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这部书籍被翻译为了奥斯曼土耳其语,更是以《中国法典》为名,作为法律书籍的一种而被奥斯曼帝国官方收藏。在同一时期,十六世纪亚欧大陆普遍存在跨宗教和跨地区的末日思潮与弥赛亚期待。在此背景下,各地区的君主纷纷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上的竞争,通过多种多样的政治话语,试图打造自身“弥赛亚”的身份。《中国纪行》中所出现的对“法律”的不断强调也是这一思潮的体现。同时,书中所叙述的“中国”是由一群专业人士,或者说是职业官僚进行治理的国家。在这本书被进献给苏莱曼一世后,奥斯曼帝国也开启了一场中央集权与官僚职业化的改革。不仅是奥斯曼帝国,整个亚欧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在这一时期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努力。这些改革的源头并不一定直接来源于中国,但以《中国纪行》为代表的一批文本至少反应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世界上官僚制度最为完备的中国的一种想象。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的全球交流已经不只局限在物质文化方面,在精神文化乃至于政治制度层面也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参考借鉴。以《中国纪行》为代表的这一批文本,作为一种文化纽带,沟通着整个亚欧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