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新闻出版家和政论家,邹韬奋是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提出了独特的、有价值的新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而且他的思想具有很好的启蒙效果。以“九·一八”事变为界,邹韬奋的启蒙思想内涵有明显的不同：之前的启蒙思想注重“立人”,希望社会中的“健康分子”增多；之后的启蒙思想注重“唤起民众”的救亡意识。他的启蒙思想不仅反映了其思想变化过程,而且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之后启蒙思潮演变状况,分析和研究邹韬奋的启蒙思想对于研究现代中国的启蒙思潮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旨在于,通过对邹韬奋启蒙思想的全面考察,重点说明邹韬奋启蒙思想的内涵和阶段性特征,同时揭示其与中国启蒙思潮的内在关联。启蒙即启迪人的理智,其核心内容便是追求人格独立和理性自主。欧洲的启蒙思潮的内涵是强调个体的独立人格与自身价值,但也包含了摧毁神学统治和封建专制统治这一内涵。而受民族危机催生而起的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是一种“救亡型”启蒙。虽然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也强调个体独立、个体自由,即重视“立人”、重视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应具有的素质,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指向“立国”。他们致力于“新民”是应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需而起。故而,中国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是启迪民众的民族意识、唤醒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使民众自觉承担起对国家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发展的责任。不可否认,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如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那样旗帜鲜明地提倡个性解放、追求个体价值,即“立人”,立一个现代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五四启蒙思想家并没有忽视“立国”——这一国家、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问题。因为启蒙思想家本身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在从事启蒙的同时,仍然努力探求救亡之路,所以他们的启蒙思想带有明显的集体色彩。五四启蒙者从事启蒙的直接目标是“立人”,但最终目标是“立国”,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立人”是“立国”不可或缺的手段和过程。五四后期,启蒙思潮的阵营发生了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启蒙者奉马克思主义为启蒙理论,深入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启蒙”；而胡适等启蒙者坚持资产阶级的启蒙理论,从事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以作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础。五四启蒙思潮分化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客观因素是国内政治的黑暗更甚、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导致国人开始怀疑西方文化能否作为救国良方；主观因素是启蒙者对启蒙理念和路径的认识不同,陈独秀等人主张以激进的方式启迪民众,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胡适等人主张以改良的方式从事启蒙工作,坚持从思想层面为中国政治的变革创造条件。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五四启蒙思潮的分化不可避免。启蒙伊始,邹韬奋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而使社会上的“健康分子”得以增多,从而达到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目的。之所以如此,一是受其祖父与父亲的影响,邹韬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处“穷”时,并没有忘记自己对社会应承担起责任；二是邹韬奋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与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三是邹韬奋主张教育救国,认为普及教育是“兴国振民一大要政”。故而,在五四时期的各种纷繁的主义、学说中,邹韬奋认可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邹韬奋心目中的“健康分子”是能够竭其所能为家庭与社会多做贡献,这就是他的“立人”思想。其“立人”思想可从改造大家庭制度、妇女解放和职业指导思想等三方面体现出来。邹认为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制度使得人人受累,故而邹主张建立小家庭,以使“健康分子”得以摆脱大家庭的牵累,从而多为社会做贡献。邹认为妇女解放就是要实现妇女在经济上与人格上的解放,其目标是形成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邹对青年进行职业指导,就是希望青年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不知道什么是烦闷,不知道什么是失望,只知道“尽我所有”的往前干,“尽其特长,对于社会能作尽量的贡献。”邹韬奋的“立人”思想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鲜明的改良色彩。其社会责任感从“爱校”、“爱家”、“爱国”以及职业指导的思想等方面可以体现出,邹希望青年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竭尽所能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而努力。而其改良色彩体现在他对青年自立之道、青年价值观、青年职业修养的论述中。邹强调青年应接受良好的教育以获得好职业而得以自立。同时他强调青年应“尽其在我”、“随意而安”,以自身的专长来谋求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的启蒙努力注定收效甚微,因为邹韬奋只是要求青年消极地适应社会。而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造当时的社会环境,青年是难以成为一“健康分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邹韬奋所主办的刊物受到大众的喜爱,不能否认邹韬奋的思想在大众间的影响。其启蒙收效甚微是指邹韬奋希望通过“立人”——铸造“健康分子”以改造社会这方面没有受到预期效果。“九·一八”事变之后,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缘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导致中国的生存危机更加严峻,这深深刺激了邹韬奋。而国民党政府对外敌的入侵只是一再退让,任由暴敌掠杀。邹认为这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所致,从而对南京国民政府感到失望。因此,邹主张将政权和武装交给民众,或能够为民众奋斗的“集团”。理想中的“集团”何在?历经磨难,邹韬奋认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集团”,认为中国没有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则必定要走上社会主义这条道路。邹韬奋相信民众是抗敌救国的希望和力量所在,但多数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为了唤起民众抗敌救国的意识,邹韬奋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号召。他认为民族解放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只有用大众的力量,发动民族解放的斗争；并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注意个人主义的克服,参加集团的活动,以集团的解放为前提。此时,邹韬奋从事启蒙的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故而,邹韬奋力主建立民族联合阵线、开展民众救国运动和实行民主政治,调动全民族的力量以抵御外侮。建立民族联合阵线就是要停止内战,大赦政治犯,开放民众救国运动。而开展民众救国运动就是要将潜藏在民众之间的伟大力量激发出来以保证抗战的胜利。当然民众力量的激发是要靠民主政治来保证。抗战不是哪一党派所能单独完成的,必须需要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这就需要实行民主政治以保障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与权利。因此,邹韬奋认为为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我国特别需要实行民主政治,“因为它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挥全国的精神意志力量的基本条件。”实行民主政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众之间的力量以用于抗战救国。在抗战之际,邹韬奋“唤起民众”思想具有强调集体主义、以国家利益为上的特征,因为个人的出路在于民族、国家的出路之中,民族、国家没有出路,个人就无法找到出路；而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集体才有力量。这当然就得组成一个集体来寻求国家的出路,从而求得个人的出路。“唤起民众”思想之中所包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内涵,表明邹韬奋与当时的新启蒙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邹是新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抗战时期邹韬奋“唤起民众”的努力收到了成效,许多青年就是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成功在于其站在民众的立场之上,反映民声,为民众的利益鼓而呼；同时给民众提供“有趣味、有价值”的读物,为民众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引导民众积极向上。另外,“合作”的精神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合作”就是个体要组成一强有力的集体,依靠集体的力量,在实现集体目标的同时,实现个人的目标。邹韬奋在生活书店内部采用生产合作社形式,实行民主化管理,将生活书店打造成一个很具战斗力的组织。同时他还参加各种社会组织,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救国会等等。借助各种组织的力量,邹韬奋引领青年不断地追求进步,同时也将其事业推向了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