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苗族群历史上长期处于“有语言、无文字”的口传族群文化传统之中,入滇后主要集中在滇北地区,形成“相对集中、大部分散、小块聚居”的特点。然而,这个历经艰难、颠沛流离的族群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解体、融合到其他强势民族之中,相反花苗族群从自身“生存困境”出发,发展出了具有自身族群鲜明文化特色的“唱诗文化”类型,建构与维系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及民族凝聚力,尤其是以富民小水井花苗村为代表的“农民合唱团”,通过在新时期一系列对外唱诗文化活动,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影响力,成为昆明乃至云南的“文化名片”,使得国内众多民族村寨纷纷效仿。究竟在花苗传统文化的历史变迁中其唱诗文化基因是如何生成、变异与传承的?滇北花苗社区唱诗文化组织、机制及内容是如何形成、保存、运作与发展的?在当代对其它民族非物质文化形态的传承与发展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与思考,笔者聚焦于滇北花苗社区“唱诗文化”活动所具有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知与解答。对滇北花苗村寨社区“唱诗文化”活动所具有的伦理教化功能的研究,首先必须采用文献法,只有立足于对与花苗族群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才能够相对厘清“唱诗文化”的源与流,才能够相对全面的理解唱诗活动对花苗族群的伦理意义。对花苗社区唱诗文化的研究离不开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视角,只有具体地深入到花苗地区,深入到唱诗文化活动中去对其进行细致的田野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才能够真实地体认与把握研究对象,形成具有一定价值及解释力的真实认识。对花苗社区唱诗文化的研究也离不开比较法的运用,只有通过相对系统的比较才能够更加全面地诠释其文化基因独特的生长点及起效机制。本研究首先介绍了在滇苗族的分布特点及滇北花苗群社区形成的自然、历史条件,将花苗社区中的唱诗文化进行了历时形态的划分,分为：原生态民歌、宗教整合及非物质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对滇北花苗社区中“唱诗文化”的典型村寨(小水井苗村)及其实存形态进行了具体介绍；然后,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滇北花苗“唱诗文化”和伦理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解析,定位了“唱诗文化”活动在滇北花苗村寨社区文化体系中的基本功能与地位,为进一步分阶段具体诠释唱诗文化基因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教育内涵与功能奠定基础；随后,本研究对花苗唱诗文化三个发展阶段中的“原生态民歌”、“基督教唱诗班”和“农民合唱团”进行了详尽考察,通过对唱诗文化各发展阶段上伦理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媒体等教育要素及其之间有机联系与作用的探析,诠释与阐述了其伦理教育的内涵及意义,并得出如下结论：一、滇北花苗族群因为长期颠沛流离,在基督教传播之前,一直处于“有语言、无文字”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唱诗文化”正是在此期间形成且成为花苗族群文化传承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载体,既是花苗族群文化体系中(内层)精神文化基因特色传承、展示的文化场域,也是成员得以体认及内化族群传统精神文化基因的教育空间及教育情境,通过“唱诗文化”所实施的伦理教育活动为族群中的成员提供了一个可以依凭的意义、规则及解释系统,指示族群生活目的和归宿,建构精神家园,走出了属于自己族群具有特性的文化变异、传承与发展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滇北花苗族群村寨社区中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特色,正是为“唱诗文化”的伦理教育活动所塑造。二、纵向来看,“唱诗文化”在原生态民歌、宗教整合及非物质文化三个发展阶段上所施行的伦理教育,都具有其特殊的内涵：第一,原生态民歌阶段,花苗族群传统的原生态民歌是花苗日常生产生活、艺术与族群文化的三重复合体,具有极强的文化粘连性(或未分化性),相互渗透互补,共同发挥文化功能,是“唱诗文化”伦理教育活动的根基与土壤,也是宗教整合阶段上“基督教唱诗班”与非物质文化阶段上“农民合唱团”伦理教育的出发点。第二、宗教整合阶段,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基督教在滇北花苗村寨社区获得了大规模的传播,通过创制苗文字、设立宗教学校、教唱宗教圣诗等文教活动,使传统的原生态民歌在内容、组织、结构、功能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或者说是接受了基督教的整合,将基督教伦理道德观念传入进花苗村寨社区文化共同体中,形成具有基督教伦理道德文化特点的新特质。第三、非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自新中国建立以后,滇北花苗村社区中的“唱诗”文化活动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花苗族群有史以来首次被完整地纳入到新中国高度统一的政治一一行政体制当中,其“唱诗文化”进入国家文化视野,获得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在当地文化行政职能部门倡导下成立的“苗族农民合唱团”(以村寨中基督教唱诗班为基础),逐渐越出宗教的界限更多地融入了花苗村寨民众的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需要与诉求,成为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观念、规则及标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的重要途径与手段。三、横向来看,滇北花苗社区“唱诗文化”的三个阶段也体现出两个方面的共性。首先,“唱诗文化”活动在内容上主要以不同时期村寨中实存的伦理观念、规范及标准为主(宗教、社会伦理观念),认为这是花苗族群文化共同体血脉、精神、气质传承的有效手段,坚信通过伦理观念、规范及标准的教育与传承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种伦理类型文化不仅是对花苗人自身人文智慧的信任,而且也是对“唱诗”这种教育手段的信任；其次,滇北花苗村寨社区中通过“唱诗文化”活动来实施伦理教育的这种文化设计,既适应了花苗族群独特的社会生产、生活、生存环境,又成为花苗人根据自身文化条件把握世界,超越自身,建构生产、生活秩序与生命秩序的特殊方式,体现了花苗人积极务实的人文智慧与自身族群文化变迁、传承及发展的特殊轨迹。四、在对滇北花苗“唱诗文化”宗教整合阶段上的考察中,对发源于同一宗教、同一时期、同一民族、同一地域内,只是由于传教人员所秉持的宗教教育策略与方式不同,就造成教育效果具有巨大差异的贵州花苗“石门坎现象”和滇北花苗“唱诗文化”现象进行了横向对比①,凸显了在民族地区根据民族传统文化社区中的实情确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确定能够切实为民族群众、社区及个体发展提供指导与帮助的教育内容,采用适宜且能够为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群众所接受的教育媒体、方式,来实施民族文化教育、传承及发展的重要性及紧迫性。民族教育应承担起民族传统文化有效传承及提供务实教育策略的使命。笔者认为,贯通民族文化社区内的学校教育、宗教教育(或传统文化教育)及社会教育,将三者的教育行为、观念及诉求统合起来,真正将民族文化传统中好的伦理观念、规范及标准,通过不同类型的教育,“化入”民族传统的文化共同体系内部,成为其内部“文化心态”新的构成要素,就能够生发出持续、持久的教育影响力及具有生命活力与动力的文化影响力。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将滇北花苗社区不同发展时期中所实施的伦理教育活动纳入到“唱诗文化”总体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进行了相对系统、冷静地学术梳理,透过对花苗族群传统文化基因在实际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演变模式与轨迹的认知,折射出民族传统文化在对话、交流、借取、变迁及传承过程中发生新生长点的现实意义,为有理、有利、有节保护与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力的借鉴,为促进民族成员“德性”的养成和发展具有的重要教育内涵及现实意义。现实中对花苗社区传统文化体系的研究还缺少这样具有一定典型性及示范性的个案,因此,有利于拓展民族教育研究的范围,丰富民族教育的实践与理论。在当前现代化持续发展的语境中,研究民族社会实际生活中“活”的伦理教育问题,既能够充分挖掘、借鉴广泛存在于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教育智慧,让民族教育“有的放矢”,取得实际成效,也能够促进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立足本土合理有效传承、变异、发展及民族成员的健康成长,开发出对民族群体及个体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教育资源,为实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系统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系统之问的相互融通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然而,因为时间及研究能力有限,使得笔者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这也促使笔者在未来的研究中要更加努力地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提高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