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
　　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
　　《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斡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
　　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
　　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
　　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斡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
　　《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
　　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
　　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
　　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
　　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