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商文学，是指由具有华族血统的美国华侨、华人、华裔创作的以商业或商人为主要描写内容的文学作品。本研究遵循比较文学跨文明比较研究的方法，聚焦于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华商形象，双向探讨他们与母族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关系，追寻他们在中美异质文化的张力中的文化变迁轨迹及其带给文明发展大趋势的启示，思考他们的悲剧性命运与现代性普遍困境的深度关联。本论文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就是论文的第一章，对美国华人文学与研究以及美国华人商文学进行了概述。美国华人文学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进一步发展蓄势，到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乘着激荡的社会风云振翅高飞。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可分成两大板块，一块是沿革前些年的“华文文学研究”，另一块则是“华裔／亚裔美国文学研究”。这两块的研究区域以语言为主要界限，而语言背后则是文化立场的偏移。现在，族裔散居研究中的流散文学研究有意把这两块研究整合到一起。美国华人商文学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打工文学”、“商界传奇小说”以及职场小说。论文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一部分重在分析美国华人商文学与中美这两大异质文化的关系，探讨中美文化模式与价值体系的基本差异及其对美国华人商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模式，价值坐标是一种圣人之道。中国商文学秉承“文以载道”的传统美学观念，对圣人之道努力传承。；美国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树立的价值坐标是一种超人之道，美国华人商文学对华商身上所体现的美国式商业精神进行了诗性弘扬。第四至第五章组成论文的第三大部分，探讨华商形象与离散族群的文化走向，努力回答“文明冲突还是文化融合?”这一问题。第四章具体论述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华商形象在两种异质文化张力中的文化变迁的轨迹以及对华人现代性历程的隐喻性。美国华商从坚守传统、自我强化，到颠覆传统、倾心他者，再到东西遑顾，价值解构，最后终于跨越族裔，实现价值重构。第五章从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跨文化的情缘等角度论证文化融合的大趋势，再指出文化融合要警惕东方主义、自我东方化的误区，并探讨亦圣亦超人的中美文化融合的理想模式。第六章构成论文的第四大部分，探讨商文学的独特意义。在现代性的发展中，工具理性的衰落与价值理性的式微造成物质繁华后普遍的精神迷思。先哲们曾怀着美好的愿望，相信“先富后教”可以完美地实行。在这个标榜经济成功的时代，商文学的当下意义正在于直面物质繁华背后的精神迷思，反思物质与精神并举这一进步神话的悲剧性及可能的拯救之方。中美商文学弥漫不散的悲剧感表明作者们对于“富”后能否实现“教”的迷惘与怀疑。但是，商文学作者怀着一种不可为而为的抗争精神，努力从大自然、生命强力、公共慈善事业、艺术、宗教、传统文化中捕捉灵感、搓成纤绳，以提拔深陷现代性泥淖中的芸芸众生。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其一，填补了商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在国内外所有关于商文学的研究中，还没有关于海外华商形象的系统研究。一方面，海外华商形象涉及两种或多种文化，研究起来确实更为复杂棘手。另一方面，海外华商形象对现代性的问题与困境有更为独到的揭示。比起国内的商人，和移居国本土的商人，海外华商更显得进无由、退无路，整个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都被悬置起来，无依无靠，漂浮无着，调整与重构的压力非常之重。从创作者对商业与商人的熟悉程度来看，海外华人商文学也有独到之处。中国商人的文学形象长久以来都是地道的文人所创造，这样的形象“必然会罩上文人偏见的迷雾，投上文人心理的光彩”。美国商文学也存在作者对商业本身比较隔膜的问题。Henry Nash Smith在他的文章The Search for a Capitalist Hero(1964)中指出，许多小说家经济上的无知与天真反映出他们主要靠报纸的头条新闻来了解资本主义及其运作技术。他们看到了富商们的财富光环，却不了解背后的艰辛与来之不易。①而海外华人文学中华商形象的塑造者深深懂得移民的艰辛，很多是亦文亦商的“两栖人”，其中有些还是以经商为主，文学创作只是他们的一种业余爱好；即便没有亲自参与商场，也往往是置身于、甚至成长于浓郁的商业氛围中，在家人、亲朋好友的经商历程中耳濡目染。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看，这些华商形象可算作“自塑形象”。所以，总的来看，海外华人文学作家对华商世界有着切身的体验、清醒的认识，其商人形象也自然更为生动丰满、真实可信，而不是让形象成为简单的道德载体，对真实反映身处异质文化中的华人的生存境遇、奋斗历程、预示华人的未来和出路、启迪中国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正确发展方向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那么，研究美国华人商文学自然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其二，为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饶芃子先生把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成果大体分为五类：一是作家论、作品论、作家传略、作家评传；二是“概论”、“导论”、“现状”、“概观”、“初探”；三是国别文论、文体论：四是论文集、辞书；五是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从这五类来看，除了单个作家作品的个例研究，基本都是介绍性的宏观的研究，缺乏整合性的研究、规律性的研究。近五年的研究则正逐渐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多围绕文化想象、女性作家展开。本研究以一个长期被人忽视、但又广泛存在的形象群体为切入口，为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其三，对华人学研究是一个有益补充。因为近几十年来华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加入到华人学的研究中来。郭梁教授指出，“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已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关系、哲学、法学、地理学、人口、民族等许多学科领域，华侨历史研究一花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华侨华人研究已成为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综合型研究，变成一门‘边缘交叉学科’，并使创建‘中国的华侨华人学’提到了议事日程。”在目前关于“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种种意见和提议中，我们还见不到文学研究的一席之地。事实上，从历史文本中我们读到的往往只是华商生活现实的某些方面，而华商的文学呈现却反映出华商生存状态的各种可能性。本研究从商人这一重要经济活动主体的文学呈现入手，展现文学作为华人的精神产品在显示现代化进程中的华人精神面貌和生活现实方面的重要意义，从而为传统的华人研究注入新鲜血液，进一步丰富着华人学的研究。其四，从实践上和理论上促进了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发展，表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要实现多种文化互补互动、和谐交融以缓解文明冲突这一目标有一条捷径，那就是研究处于异质文化夹层中的、具有多种跨越身份的文学样态。其五，顺应了现代人希望摆脱现代性困境、实现物质与精神并举的时代诉求。身处现代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华商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历程对于张显现代文明的利弊极具典型性。他们的成功与失败，血泪与欢歌，启发着人们如何张扬现代性之利而避免其弊、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其六，对引起世界广泛焦虑的“文明冲突论”做出回应，通过分析文学文本中异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各种现象，分析华商形象的文化变迁的轨迹，指出文明间通过平等对话走向互识互补、在文化融合中催生文明新枝的大趋势，从而帮助人们在全球化潮流中如何作好自己的文化定位提供借鉴和树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