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也正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猜忌,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同欧美等国的贸易摩擦更是频频出现。贸易摩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关税保护上。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认为最佳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完全的贸易自由,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自由贸易政策应该成为主流。然而,不可否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似乎都在故意制造关税壁垒,虽然在WTO的约束之下,各国正在逐渐的削减关税,而关税壁垒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并以非关税壁垒形式继续存在,并且更加的严厉,更加的难以捉摸。作为WTO的一员,中国即是贸易保护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贸易保护的实施者,中国为什么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中国的贸易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便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到来,为研究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方向,关税是政治市场里确定的,贸易政策的背后隐藏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游说博弈。国外关于内生贸易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果,其中以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保护代售模型影响最大,该模型所采用的两阶段分析方法被许多学者普遍采用,成为现阶段最主要的内生贸易政策模型。而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国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适合中国的贸易政策模型,准确认识中国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因此对中国贸易政策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在对竞赛理论的长期研究中发现,中国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游说博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公共物品竞赛。本文在借鉴国外内生贸易政策模型的基础上,将竞赛理论纳入到两阶段游说竞赛模型的分析框架当中,证明了无论利益集团内部成员间是合作游说还是不合作单独游说,在游说博弈阶段都始终存在一个唯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并且指出均衡时征收高关税的概率与利益集团的游说支出密切相关。政府通过把均衡时的游说收益和社会福利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形成政府目标函数,最终制定出最恰当的贸易政策。然而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中国的利益集团不同于西方,呈现出多元性等特点,西方国家的内生贸易政策模型并不能很好的适用于中国,竞赛理论的加入,使得我们能够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能够抛开政治色彩的影响,将利益集团的游说博弈视为一场公共物品竞赛,使问题的研究更具一般化,因此也更适用于中国,若能加以深入的研究,今后必能为我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