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工业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对宏观经济的贡献率一直稳定在40%左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有利转型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而增长动能切换和效率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技创新。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十九大则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进一步强化了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地位和作用。可见,在当前经济放缓的新常态局势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下,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于绿色技术创新。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实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引进都深刻影响着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如何科学的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和合理利用FDI来提升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促进工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工作的重点。本文以异质性环境规制和FDI如何影响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为主线,采用文献归纳与计量分析相结合方法,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市场失灵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效率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异质性环境规制、FDI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06-2017年12年面板数据对中国各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评价,并进一步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动态演变趋势和空间溢出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异质性环境规制、FDI引入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中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验证异质性环境规制、FDI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最终达到恰当利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提升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目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在导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本文所涉及的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研究的创新点进行梳理总结。第二部分:研究的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和机制分析。第一章和第二章。其中,第一章考察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态势并对相关文献行梳理总结。第二章深入探讨了市场失灵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效率理论和环境规制、FDI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关系理论的内在含义,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理论在本文分析中的作用,随后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FDI对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环境规制、FDI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为下文实证过程中的影响结果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验证主要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部分。其中,第三章首先从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现状和工业污染现状两个方面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进行分析,随后对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和空间效应分析,以动态演变趋势和空间溢出作为视角对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效应分解,最后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了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第四章首先对中国三种类型环境规制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体评价,接着运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第五章首先对中国FDI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同时为了使论文的研究内容更加充实,本章将FDI扩充为双向FDI,并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双向FDI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机制,然后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双向FDI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第六章首先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异质性环境规制与FDI的关系进行检验,随后在空间面板模型中引入异质性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项,对在异质性环境规制和FDI约束下的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影响研究。第四部分:研究结论和后续展望。第七章。对论文的主要结论进行梳理和提炼,并提出如何通过实施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引进FDI提升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随后进一步指出文章的研究不足和后续的研究展望。根据以上研究内容,得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研究区间内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逐年增加,但整体水平较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整体增长幅度远高于中国工业污染排放,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出近年来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得到了积极发展。根据测度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呈现由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逐渐下降的分布格局,且各地区集聚情况较为稳定,同时,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具有较稳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其中,西部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现象,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现象。第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不同。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为负值,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均为正值。更进一步,无论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还是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都促进了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则出现了分化现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间接效应为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的间接效应为正。另外,不同地区在面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选择上存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对于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总效应为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总效应为正;对于中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效果不够显著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总效应为正;对于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为负,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总效应为正。第三,通过空间计量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双向FDI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对邻近地区作用效果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表现为抑制作用,但两者交互项由于互补效应的存在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均转为促进作用。第四,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FDI表现出“U型”关系,而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与FDI则为“倒U型”关系,自主型参与型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作用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在对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间接影响上,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作用影响为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作用影响为正,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作用影响不显著。第五,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政府支持、市场化水平总体上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规模、地区要素禀赋总体上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地区人力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转化技术生产能力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