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履行抗辩权作为实体法上之抗辩权,通过强调合同双方债务履行上的牵连制衡关系,具有督促相对方履行义务与担保自己债权实现的双重目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之立法目的影响着程序法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我国于1999年《合同法》设立了同时履行抗辩制度,但因诉讼法与实体法的脱节,直至今日司法实践中仍大量存在对同时履行抗辩权慎用、误用甚至滥用之情形,特别是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成立时的法院裁判问题,实务中争议颇多,观点尚未统一。如此导致同时履行抗辩权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适用难以达到预期立法效果,陷入程序法实现之困境。基于此,为弥补当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同时履行抗辩权关注的缺失,本文拟统筹民法与民事诉讼法之研究视角,在分析我国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现状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相关民事诉讼程序,使同时履行抗辩权能够在诉讼中真正实现强制清偿与担保债权的功能。本文除引言、结语外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同时履行抗辩权程序法实现之理论基础。同时履行抗辩权作为典型的实体与程序交错适用问题,实体法相关规定对具体程序规则的构造影响颇深,故本文首先回归实体法基础理论,厘清同时履行抗辩权之规范目的,并重点了解其行使之实体法效力与程序法效力。第二部分:我国同时履行抗辩权程序法实现之现状检视。本部分在分析现有立法文件、整理归纳相关案例后指出我国当下同时履行抗辩权程序法实现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具体而言,我国同时履行抗辩权在程序法实现层面之现状如下:第一,因缺乏规则指引,当事人提出同时履行抗辩权之诉讼行为操作混乱,学界和实务界针对法官对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的释明问题亦存争议;第二,针对诉讼中同时履行抗辩权成立之情形,当下法院判决方式不一,且主流判决方式与抗辩权设立旨趣相矛盾;第三,因对附对待给付执行依据存在忽视与误读,实务中针对以同时履行判决为代表的附对待给付执行依据之执行程序难以开展。第三部分:同时履行抗辩权程序法实现的域外经验及启示。该部分首先分析了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同时履行抗辩权程序法实现层面的相关立法例以及理论界现有研究成果。在对域外经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值得借鉴之处:应完善相关程序规范以指引权利人提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诉讼行为,并为实现同时履行抗辩权强制清偿与担保债权之功能,应逐渐构建同时履行判决制度,同时细化对以同时履行判决为代表的附对待给付执行依据的相关执行程序规定。第四部分:我国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程序法实现路径。首先,在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方面,抗辩权人应受有时间限制,且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之考虑,法官在当事人有主张抗辩权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合理限度的释明;其次,同时履行判决制度具有实施可行性与必要性,我国应借鉴比较法构建同时履行判决制度,并注意在特定情形下的适用例外;最后,以同时履行判决为代表的附对待给付执行依据,其在执行程序的启动方面如债权人对待给付的证明问题,执行机关对执行依据的审查方面如审查的模式、审查的范围等,以及执行过程中争议解决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当在今后修法时进行完善和细化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