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是指大众媒介能够影响甚至设置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与认知。1972年麦考姆斯（McCombs）发表了第一项系统研究媒介议程设置功能的成果，之后维斯特里（Westley,1976）即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公众的议程由媒介设置，那么媒介的议程又由谁来设定呢？”这也成为了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将研究的是这一“宏观问题”所包含的“微观问题”（或特殊问题）：一种媒介对另一种媒介的议程设置，即“媒介间议程设置”（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网络媒介与电视媒介是目前受众最多的媒介形式，在影响受众观点和社会舆情上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让网络媒介和电视媒介间的议程互动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近几年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中电视媒介议程和网络媒介议程的互动提出电视与网络的媒介间议程设置的一般过程与模式，同时阐明了网络媒介和电视媒介在议程互动中的角色成因，以及两种媒介如何在媒介间议程设置中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研究发现，网络媒介和电视媒介间的议程设置是双向的、动态的、复杂的，不同类型的新闻事件会呈现出不同的媒介间议程设置模式。比如在突发事件中，由于网络媒介的即时性、在场性、广泛性，往往首先由网络设置公众与电视的议程，而电视的跟进报道又会影响和改变网络的议程，进而在二者的互动中，达到两种媒介议程的“共鸣”、“溢散”或“断裂”。而在重大新闻事件，特别是一些媒介事件（事件的发生是“预置”的）中，由于网络媒介没有采访权，通常仍然由电视扮演着“意见领袖”型媒介的角色，即由电视来设置网络的议程。媒介间的议程设置并非机械的“投射”，而会呈现出某种媒介间议程的“变异”，比如“微博大V薛蛮子被抓”事件，电视媒介虽然设置了网络议程的“热度”，但该事件网络议程的“属性”（attribution）与其电视议程的属性却是大相径庭的。总之，由于电视与网络各自的媒介特性，在不同的新闻事件中，二者的媒介间议程设置会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深入分析网络与电视媒介间议程设置的过程及这个互动过程中两种媒介的角色，对于更好地发挥两种媒介的作用、有效引导舆论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