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作为蜚声中外的学者和文学家,学贯中西,博闻强记。他广泛的阅读造就了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广博的知识领域,也为其反讽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钱钟书对轻松文字的喜好决定了其从各国文学宝库、各类文学体裁中汲取讽刺技巧,特别是英国十八世纪讽刺文学。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着截止到18世纪的英国所有图书,钱钟书在其中博览群书三年,并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17世纪及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人·兽·鬼》作为钱钟书短篇小说集被关注度远远少于《围城》,但是,这部短篇集中的四篇作品构思精巧、语言丰富、人物形象丰满,其艺术价值却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反讽作品。尤其是,作为钱钟书创作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它在第一时间里记录了这位学者在博览群书后的效仿和取舍。本论文将以《群愚史诗》、《造谣学校》、《格列佛游记》三部文学作品为例,分别代表英国的讽刺诗、讽刺戏剧和讽刺小说,探讨《人·兽·鬼》反讽艺术与英国十八世纪讽刺文学的渊源,探讨钱钟书小说反讽艺术的西学渊源之一——与英国十八世纪讽刺文学的共鸣,从而理解钱钟书如何创造性地将西方文学的艺术成就转运到中华传统及其经验。本文首先综合分析了西方反讽传统和中国反讽传统。西方反讽传统中,自苏格拉底到二十世纪各家对于反讽的定义众说纷纭。本文主要从悬浮力、反省力和破坏力三个方面把握反讽,并结合《人·兽·鬼》、《群愚史诗》、《造谣学校》、《格列佛游记》做具体分析。文本中反讽的悬浮力主要作为艺术手法,体现在反讽的人物之间、肯定与否定之外、不同文体之间;反省力主要作为自我辩证法,作者将自己放置于镜中,保持恰好的距离审视自己的身份、生活方式进而放大为对社会整体的审视;破坏力主要作为历史辩证法存在,作者凭借反讽的灵活和深刻打破单一视角的限制、打破历史的线性发展。《群愚史诗》和《人·兽·鬼》的反讽重点都是知识分子,作品悬浮于文体之间,作者悬浮于否定之外。两位作家满篇游戏无心的态度,却以最简洁有力的反讽力透纸背、无孔不入,犹如一部由东西结合的愚人传。《人·兽·鬼》和《造谣学校》的反讽创作都给予作品充分的自由,作者以悬浮的姿态在各个人物、道德标准和反讽对象之间游走。将“谣言”作为反讽线索,加以巧妙应用,在完成反讽效果之余,还弥补了旁观式审美单一视角的不足。《人·兽·鬼》和《格列佛游记》在反讽界堪称翘楚,两位作者凭借他们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将流离感和价值困惑带入作品。在反讽历史辩证法的作用下,打破了历史的发展,在作品中建构了全新的规范。钱钟书创造性地将英国十八世纪讽刺文学的艺术成就转运到自己小说的反讽中,使小说在辛辣、尖锐、深刻的反讽中结合奇异的想象,表达对人性及人类社会的否定见解,但在尖刻与否定态度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苦涩而热切的忧世情怀。使其讽刺作品并未只徘徊在表层,而是深入到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因此本论文希望能以《人·兽·鬼》为平台,一窥钱钟书小说反讽艺术与英国十八世纪讽刺文学的联系这一点上补充现有的空白。作为中国比较文学泰斗,钱钟书先生已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在《谈艺录》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本论文希望在钱钟书先生开创的道路上,秉承“打通”二字,为钱学研究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