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金基德担任导演至今所拍摄的十八部电影，可以发现金基德所描绘的人物身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残缺性”：或是职业和身份上的边缘——妓女、小偷、寻尸人、讨债人、犯人；或是行为方式上的叛逆——与陌生的犯人交往、施暴、自戕、多次整容等；或是居住环境的无根性——妓院、孤岛、韩国土地上的美国小镇、异样巴黎；最终导致人物生命的残缺——奔向死亡、演绎死亡的形式，或者寻求宗教聊以自慰。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金基德电影镜头下人物群像如此雷同的命运境遇？本文认为这是金基德电影中人物在“社会的人”和“欲望个体的人”两种身份相互咬噬的结果，其中尤其是“欲望个体的人”对“社会人”的咬噬，让人物回归秩序社会无望，他们既无法像正常的社会人一般，以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社会的认可来表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又无法完全像野生动物那样不受道德的禁锢和羁绊。只剩下自己可以探寻的肉体成为自身失去种种社会权利之后唯一可供控制的事物，也是“没落”（社会性和个体性的双重没落）之后仍旧具备意义的东西。于是，施虐与受虐在金基德的电影中并非一般认为的出于本性，而是因为肉体成为“残缺的人”唯一具有意义以及可供使用的资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对金基德电影中的人物徘徊于“社会人”和“欲望个体的人”的双重身份之间所呈现的尴尬境遇以及在银幕上的美学特征进行解读。对金基德的电影和金基德所处的韩国历史文化进行简要的梳理发现，金基德电影中强调人作为动物的身体欲求，但是整个韩国社会的历史文化特征又导致人物无法剥离社会表征，因此金基德电影中的人物在双重身份的协商之下一步步走向性格、身体形态以及整个生命的“残缺”。“残缺的人”在对自身的肉体进行控制、咬噬的同时也在消费着自己，而“残缺”的空间和形象为观众带来独属于金基德的电影美学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