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近代西方土壤学传入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本文以1877-1937年间近代西方土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土壤学知识的传播、土壤调查与教育机构的成立和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从中西交流和学科体制化的角度，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土壤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各阶段的特征。全文以时间为序，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章以晚清西学东渐为背景，介绍晚清时期(1877-1911)近代土壤学知识的在华传播。本章透过浙江蚕学馆与湖北农务学堂探讨了土壤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端，考察了农学会和江南制造局等机构的翻译工作，并以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及《农务土质论》的翻译为例研究了西方土壤学的传入。　　第二章梳理民国成立初期(1912-1929)土壤学在中国的初步发展。本章着重关注了地质学家章鸿钊和农学家彭家元在此时期有关土壤调查的筹划与呼吁，通过分析高等农业院校的初步发展以及各类科学期刊中有关土壤学文章逐渐增多这一现象，探讨了此一时段中国在土壤学教育及研究领域取得的初步成果，并关注了在华西方学者有关黄土的研究。　　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聚焦于1930-1937年土壤学在中国的大发展，并透过学科体制化的几点要素，分析了土壤学科在中国的初步体制化。1930年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创立源于太平洋科学会议对各国进行土壤调查的倡议。该室在潘德顿、梭颇等外国专家的协助下，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果，完成了对国内大部地区的土壤概测，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土壤学机构。而中央农业实验所、浙江省化学肥料管理处与广西土壤调查所等中央及地方农业科研机构的设立，也极大地推进了土壤研究工作的发展。以中山大学农学院（广东土壤调查所）为代表的高等农业院校，在土壤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土壤学的体制化。首先是《土壤专报》《土壤特刊》以及《土壤与肥料》等期刊的相继创设，标志着学术成果交流平台的专业化;其次是中国土壤肥料学会的建立，标志着专业性学术团体和组织的形成;再次土壤学教科书的大量出现与本土化成果的收入，代表着土壤学教育水平的提升;最后通过中国土壤学家走出国门首次参加国际土壤学大会，显示出中国土壤学成果国际化程度的增强。　　通过对近代土壤学在华发展的整体考察，本文认为:近代土壤学在1930年之前虽然发展缓慢，但是依旧在知识传播和人才积累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正是这些积累才为1930年之后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地质学和农学对土壤学产生了双重影响，关注点虽各有侧重，但其结果是共同促进了土壤学的发展;而作为一门区域性科学，土壤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优势;从中西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土壤学发展历经了晚清中西土壤学知识的颇具特殊性的双向传播，再到1930年代与西方学者合作开展土壤学调查，直至完全依靠国人完成独立研究和人才的初步培养，学科体制化与本土化寓于其中，最终实现了学科的独立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