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众多翻译家及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对翻译展开研究。翻译从传统语言学视角转向文化角度,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勒菲弗尔从翻译希腊喜剧《利西翠妲》的实践中,提出操纵文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并提出在不同时代,三要素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影响并不一样。《劝导》是简·奥斯汀最后一部完整的小说,在她去世后一年,与《诺桑觉寺》一起出版,是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有重大研究价值。奥斯汀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英国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的生活,也以幽默和讽刺的笔调对中产阶级的虚伪和势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奥斯汀其他作品展开过译本对比研究,但是目前从操纵理论角度来对比《劝导》中译本的研究甚少。《劝导》现有中译本有五本之多,本文以操纵理论为指导,选取1984年出版的孙致礼中译本和2010年出版的裘因中译本,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角度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处理?(二)两个中译本各自的特色何在?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意识形态的操纵主要体现在称谓语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译者自身和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同,对译文的操纵也不同;诗学的操纵体现在句子和段落层面,彰显译者对各自时代主流诗学的理解与追求;赞助人的操纵则在文本之外。结果表明,在词汇层面,孙致礼倾向于“归化”而裘因倾向于“异化”;在句子层面,孙致礼紧扣原文结构,汉语四字格的高频率运用彰显其对汉语语言驾轻就熟,运用自如的能力,形成独有的译文风格。裘因译本忠实原文,通达顺畅,尽力再现原作风格,最大程度上为读者展现奥斯汀的反讽艺术。本文基于操纵理论对《劝导》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并非为了甄别译本孰优孰劣,而是证实操纵理论对外国文学的汉译确有一定程度上的适用性,以期能为以后《劝导》的汉译研究和未来海外作品的“引进来”做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