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就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并得到其他国家的一致肯定。当前,WTO存在着成员国数量众多,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有冲突等问题,在实践中很难达成让各方都满意的协议。鉴于当前全球化面临着巨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以“命运共同体”为新视角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互联互通,本文立足于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互联互通展开研究。“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不仅需要法律宏观层面上的把握,还需要解决实际产生的微观法律问题。第一,服务贸易是目前全球贸易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愈加关键的作用。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不同,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服务贸易进程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时间比发达国家长,在其他方面的阻碍也比发达国家大。第二,WTO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障碍重重。第三,我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提高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中的参加度,任由发达国家单方面制定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就会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国际服贸易自由化的话语权。基于以上考虑,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争取制定有利于自己国家的服务贸易规则,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体需求,也是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体现。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提高透明度,加强国际服务贸易间的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保驾护航,最终迈向"全球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综上,本文运用贸易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通过介绍“一带一路”产生的背景,从“一带一路”、国际服务贸易、互联互通的概念入手,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之上,分析了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互联互通的法律适用现状,并结合沿线国家国际服务贸易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进行探讨,从一般性义务、特殊性义务、争端机制解决三个方面,归纳总结当前沿线国家阻碍服务贸易互联互通的法律问题,剖析TPP、TTIP、TISA的创新之处,借鉴了其在提高透明度、采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将个人与国家争端纳入争端解决主体等规定,提出将负面清单义务纳入国际服务贸易准入原则、建立“一带一路”裁决法院制度和调解制度,进而提出“一带一路”下国际服务贸易互联互通的立法构建。相比其他研究,本文力争探索建立有“东方智慧”的“一带一路”调解制度,化解国际服务贸易争端纠纷,实施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制度以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下国际服务贸易的互联互通提供法律制度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