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世界经济背景下，关注生态效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同益成为指导各国经济实践的主流经济理论。生态系统运行的自持性改进机制，与人们线型的传统经济行为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与传统经济背景相适应，也呈线型结构，已成为经济转轨的桎梏因素。据此，本文提出，应将生态系统内部各因子间相互分解的自持性运行机制，引入税收制度改进过程，重构税收制度实体法体系。本文将其简称为GTR模式。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税收制度变迁以干预利益分配方式，构成模式转变的内在推力。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源，来自制度机制与生态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相吻合。本文从生态系统的自调节功能出发，通过考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结合后，生态经济运行效益的改进，提出将生态运行机制引入税收制度的观点。并按照生态运行规律设置不同功能的税种，沿生态资源在生产中被消耗的流程，安排课税对象和纳税环节等税制构成要素，建立税种问的相互分解关系，形成一种紧密遵循生态运行机制的税收制度实体法体系。鉴于经济的复杂性，相关的生态改善工具还有其他经济和行政等多种类型，GTR模式与它们共生互补，通过其他经济工具强化GTR模式的生态保护作用；通过行政工具为GTR模式的顺利实施构筑制度通道；通过税收文化和生态伦理精神的升华，实现GTR模式的逐级推进，从而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新制度的实施，动力在于制度的“潜在利益”。GTR模式实施的主要成本来自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体现在GTR模式上，有来自国家发展战略、决策者思维定势、纳税人遵从和世界税改示范四个方面的约束。GTR模式实施的第一个效益，是将生态改善作为核心功能赋予GTR模式，为政府汲取财力的传统税收财政功能将退居次要地位，成为GTR模式生态功能实现的财力保障。对公民生念资源公平分享权的保护是GTR模式的第二个效益，它通过对公民生态资源财产权性质的认定，将公民对生态资源公平分享的新含义赋予传统的税收公平原则。GTR模式实施后，除可以矫正现行税收制度自身的扭曲外，还能够将生态资源产权交易引入市场、置于税收调节范围之中，为经济带来“第三重红利”。鉴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本文认为，GTR模式的实施，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分步骤的梯次进行。在目前以人均GDP表示的国家经济实力尚不雄厚、科技创新能力与世界其他国家差距较大、税收文化水准缺乏内生的法律崇尚精神状况下，GTR模式只能选取那些与现有经济实力相适应的、科学检测手段能够掌控的、社会易于接受的单一污染物，作为GTR模式调节对缘，实施GTR模式第一梯。根据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强劲发展的势头来看，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科技投入逐年增长、人的道德修养不断升华，GTR模式的第二梯一全面实施阶段将能够顺利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