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世纪以来,香港电影监制导演纷纷北上发展,建立电影院、与内地电影人合拍电影。而众多电影当中,最常出现的便是武侠类型。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随着2004年《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的落实,内地市场成为全球电影市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全球政治经济的刷新,再加上回归以来动荡的社会民生状况,有关“本土”的论述也越来越激烈。然而回归以来,合谋的殖民结构也同时”顺利过渡“,国族身份却没有解决主体性的问题。相反,国族身份更可能勾结殖民性,而当中本土与国族身份并非二元对立。因此,本论文的论点认为武侠类型的回潮并不是偶然,“侠士”可能也是某种合谋者。作为国族主义的,作为“中国梦”的武侠片为什么能够从港台轻易嫁接到中国大陆?它以何种形式的翻译、协商嫁接到内地市场?或者说,为什么充满国族主义的武侠片能够曾经在香港这一个殖民地能如此兴盛。作为国族的文化商品,武侠片如何解决或不解决当下的结构,又如何可能或不可能反抗?本论文将试图以“合谋”作为一个关键点去剖析殖民的权力建构如何在合拍武侠片中呈现,跳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想象。同时以“合谋者之家”为题,通过对一系列香港导演北上合拍的武侠片进行意识形态与后殖民解读,尝试说明武侠的合謀复杂性以及其主体性想象的统识,它们最终可能完成了跨地的合谋,建立“合谋者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