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戏剧交流的历史,开始很早。从19 世纪50 年代起,断断续续,曲曲折折,冷冷热热,一直持续到现在。一方面,其中自然状态下的交流、受社会经济原因干扰下的交流,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需要影响下的交流,在中美戏剧交流过程中都发生过。因为这种情形,使中、美戏剧文化交流显现出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普遍特点;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在戏剧交流中缔结的文化关系,其实又在一定情况下象征着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关系,这种关系的历史缔结与现实情形表征为文化关系,其实折射着世界政治经济的秩序结构和变化现状。这些,恰恰是文化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本课题论文梳理史实的表层价值下面的深层意义之价值所在。既不就事论事地讨论历史事件,又不一般地去研究文化问题,本书是以文化生存、发展、繁荣和传播的逻辑来梳理考察中、美戏剧文化交流的特征及其所具有的文化学意义的。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民族文化多元共存、个性互异的需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的时候,这个话题尤其有意义。既有文化交流的现实指导意义,又有文化学研究的个案分析的理论意义。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启发,对今天民族国家保持正确的交流姿态、坚定的价值信守和鲜明的文化个性,都十分必要。在过去资本主义扩张、殖民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交流框架中,在当代帝国主义霸权、专横时代的“美国价值普适原则”的对话语境下,国际情况发生了诸多变化。尽管,摆脱帝国主义殖民强权的民族国家增多了,表面上联合国作为世界组织可以处理国际事务。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关键是与国家利益连在一起的国际话语权与世界秩序规则的问题。谁发言?谁制订?谁掌控?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东方的强势话语、强权政治与核心价值的自诩姿态与蛮横行为,没有更大的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在世界任何地区伸手都可以无视联合国宪章,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人们觉察较少而且尤其令人忧心地存在得十分普遍的事情是,历史上被殖民国家人民在长期的殖民政治、殖民教育、殖民文化、殖民经济的影响下,产生了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后殖民心态”——那就是民族的文化自卑与价值自弃,习惯性地接受西方文化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改变甚至置换。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变殖民者文化侵略的“他虐”为被殖民者文化变节的“自虐”。这应该是我们时代讨论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共存性、民族个性应该首先认真探讨并明晰省思的问题。中、美戏剧交流过程中出现过的一些生动典型的细节,就提供了这种具有启悟思考意义的现成例子。旧中国的志士仁人提出,要建设“少年的中国”,要与有她相匹配的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文化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