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在制造业、金融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合作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沿线大部分国家的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同时沿线国家金融开放程度相对较低,金融体系不太完善,但是金融在促进制造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因此本文从金融开放的视角研究如何提高沿线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为因变量、以金融开放为自变量,选取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贸易开放、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公共服务水平、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来研究金融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并做异质性和稳健性检验。然后通过构造虚拟变量研究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接着分析金融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选取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中介变量,采用金融开放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具体研究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金融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对于沿线发达国家而言则表现出了促进作用,主要原因是各个国家国内金融开放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初始条件不同,金融体系和制度健全的国家,金融开放带来的好处大于金融冲击的影响所以表现出促进作用,金融体系和制度不完善的国家,金融开放带来的冲击远大于其带来的好处所以表现出抑制作用。金融开放对制造业的影响也存在行业异质性。金融发展水平部分中介了金融开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制度环境不好的国家会加剧其抑制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固定资本投入、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则表现出抑制作用,但是也存在行业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