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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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环境质量的改善有赖于政府制定的各项环保政策的监督和排污企业的环保投入。但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很难将有限的财务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项目中。政府作为监管主体,其环境治理动机也明显不足。环保部门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下处于劣势,长期受到执法不严的诟病。环保体制改革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当务之急,2016中央发布文件要求开展省以下环保部门垂直管理改革试点,这一体制变革旨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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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环境质量的改善有赖于政府制定的各项环保政策的监督和排污企业的环保投入。但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很难将有限的财务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项目中。政府作为监管主体,其环境治理动机也明显不足。环保部门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下处于劣势,长期受到执法不严的诟病。环保体制改革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当务之急,2016中央发布文件要求开展省以下环保部门垂直管理改革试点,这一体制变革旨在促进环保机构的权威环境执法和独立环境执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问题的干预。此外,环保体制垂直化管理改革后,基层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得到有效提高,重污染企业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环境监管。然而,这一政策变革能否切实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进而促进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本文将环保管理体制垂直化改革当做一个“准自然实验”,采用2013年至2019年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面板数据,探讨环保垂改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影响;本文收集2015年至2019年二氧化硫(SO2)、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臭氧(O3)和一氧化碳(CO)等六项大气污染物每日数据,将其年度平均值作为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探讨环保垂改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多期倍分法模型,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环保垂改政策实施后,重污染企业新增环保投资显著增大,实施环保垂改的地区PM2.5、PM10、SO2和CO浓度显著降低,空气质量明显变好。进一步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分组,发现在环保垂改政策实施后,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显著增大;将样本按照政府干预程度分组,发现环保垂改政策实施后,政府干预程度更高地区的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提升更明显;将样本按照地区环境执法力度分组,发现环保垂改政策在环境执法力度更高地区的实施效果更明显。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为:首先,本文采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将环保政策的治理效果定位于微观企业的环保投资和宏观环境质量上,为评估环保体制垂直化改革的环境治理效应提供了可靠的实证支撑。已有文献主要从理论上探讨环保机构垂直管理的优劣,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视角单一的不足。其次,本文从环保垂改这一政治体制变革视角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的发现对我国环保体制垂直化改革坚定不移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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