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是西方近代哲学是一个重要的论题,自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以来,自我成为了西方近代主体论哲学的理论基点。如何理解自我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西方近代哲学家们无法回避的论题。西方近代哲学家们都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对此作了解答,从而形成自己的自我论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超越。然而,人们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历史关联性。对于西方近代哲学的自我及自我与他者关系这一论题,学术界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的具体分析,而消除了这一论题。本文笔者认为,与学术界的这一看法相反,马克思的哲学中,自我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论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依然存在,并且通过交往理论而得到了创新性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抽象阐发历史问题,而是通过批判继承的方式对历史问题的思考来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探究人的本质,实现了人类哲学思维范式根本性转变,这也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展开找到了合理的前提。本文从哲学思维范式的转变切入,追寻人类哲学关于交往理论的发展脉络,通过梳理西方近代哲学家在自我与他者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观点,揭示其内在缺失,凸显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创新。力图阐明马克思从近代意识论、理性论哲学转向实践论、生存论哲学,从主体性哲学转向主体间性哲学,为解决自我与他者问题开启新的方向:并具体研究和探讨了马克思的自我与他者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突出其历史性生成,以明确在全球化境域下“现实的个人”何去何从问题,力图解答和谐的“自我”与“他者”关系何以可能。在笔者看来,当代人只有自觉消解族群本位意识的残余,以呼唤个体本位意识为手段,确立类本位意识为目标,建立新型的“自我-他者”的关系,才能最终完成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或三种历史形态的辨证否定。“类意识”既是我们当前和以后处理一切事物应当采取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进行交往实践的理念。觉醒“类意识”,在交往实践中自觉以之作为一种世界价值观指导人类的发展,这是世界历史演变的必然,也是对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作出的预见的一个应证。它虽然并不意味着“自由个人联合体”的时代、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来,但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所出现的新问题、新课题的探讨、研究与解决无疑具有时代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