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也就是乾隆十六年,云贵总督向皇帝报告发现一则以当朝名谏臣孙嘉淦为名义的奏折,该奏折不仅弹劾当朝权臣,更是肆无忌惮地历数皇帝的“五不可解,十大过”。彻查之下,发现孙嘉淦伪奏稿已传遍十七行省。奏折作为清朝统治者创设的一种官文书,因其机密性,以及与题奏不同的传递和处理程序,改变了皇帝在原有信息传递和处理制度中相对被动的地位,得以将专制权力独揽于一身。因此,奏折不仅仅是单纯的官文书,也是统治权力得以实现的载体。奏折制度在康熙雍正时期的演变,也让我们看到信息传播制度是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变迁联系在一起的。满清统治者通过创设奏折制度,革新了信息奏报制度,也改变了皇帝在帝国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伪奏稿的社会传播,这一由市场力量所催生的一部分政治信息的传播网络,超出了章奏为政治权力所严格规定的流通边界,实质上是社会的一部分群体对政治权力的分享,这冲击了既有的帝国权力关系。这样一份僭越了权力的伪造奏折在民间传播,而且流布如此之广。皇帝既要向世人证明奏稿的真假,击破质疑其统治合法性的种种谣言；又要究出首逆,明正典刑,以维持政治信息流通秩序。于是,皇帝将整个官僚机器动员起来,追查伪奏稿首犯。伪奏稿的整个查办过程却表明,皇帝与地方督抚的沟通存在着严重的隔阂。追查之初,皇帝就表现出对地方官僚的猜忌,以致于显得处处催逼。一开始皇帝就不断警戒地方官僚实心实力查办,但是地方官员们的表现始终不能令皇帝满意。他们或者利用信息奏报制度本身的条件,而减轻自己在查案过程中的压力；他们或者迟回观望,使自己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他们或者揣摩皇帝的意思,呈报皇帝相信的审讯结果；或者只不断将案犯在省际之间提解、审讯,推诿他省。总之,地方督抚们亦各自利用其在信息传递的位置上,寻求自身安全,甚至是谋取利益。由于奏折制度未能使君臣之间建立起共享的政治目标,反而因其本身的特性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情况。于是,奏折制度既没能发挥信息奏报制度“明目达聪广咨博访”的传统功能,也未能帮助统治者实现专制权力,控制地方。这一信息奏报制度加深了君臣之间的隔阂和猜忌,使得政治体系内部不断分化和离散。君臣之间的矛盾随着伪稿案的久拖不决而越发尖锐。伪稿案已是层层皆非的情况下,皇帝借施奕度案地方督抚查办不力之机,将伪稿案承审权收归京中军机大臣。皇帝借由军机大臣之手来为伪奏稿收场,也预示着皇帝为控制地方,获取真相,转而依赖的是亲信势力而不是官僚机器。从信息传递和决策的角度来衡量权力的话,这也预示着帝国权力的转移。最后,皇帝寄希望于通过事后惩治官员,使官员受到警戒教育,尽心奏报地方实情,但是在皇帝看来,官员们谢恩奏折均未出于实心,君臣之间的隔阂并没有通过案后的惩戒教育而得以弥合,反而进一步加深。统治权力也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来回之间渐渐走向衰落。孙嘉淦伪奏稿案表明,清中期帝国已经发展出多元化的政治信息传播网,这一传播网络拥有由不同利益和动机所催生的信息传播主体,不同信息传播主体之间存在着碰撞和渗透。这样的多元化的政治信息传播网正在不断冲击甚至重新架构帝国原有的权力关系,这正是帝国统治的危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