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往来遇见紧密而越发明显。当国外的经济体的经济变量发生波动时,这种波动便会通过货币、贸易、资本等不同方式传递到中国。尤其在党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战略背景下,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逐年提升,在国际经济中的角色伴随着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而显得更为重要,影响更加显著。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输入型膨胀传递也就变得更加具现实意义。形成通货膨胀的成因繁杂,其中,并非由本国产生,而是由国外经济体出现了通货膨胀,并通过一些经济变量传导到本国,并造成物价普遍上涨的通货膨胀即为输入型通货膨胀,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本文提出价格、货币供应量、供给需求、资本流入四个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路径。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大背景下,本文选取进、出口额,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原材料价格,生产资料价格等因素作为变量,并收集其1999—2018年的近20年数据。由于原材料价格等变量会随着季节性等因素发生一定波动,为了使数据更加平稳,减少数据的波动性,需要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对数化后的数据会更加平稳,也更有利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本文将通过主要两部分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将处理后的数据进行Var,得到相应途径的回归方程,并利用单位圆检验,来检查该Var模型是否稳定。其次,本文还将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对每一传导路径中的因变量与中国通货膨胀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检测其因果关系,并对模型进行方差分解,来探究不同时期,各个变量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比重。通过分析、实证研究得出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四个传导路径后,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随着进一步加大开发力度,资本出入自由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游资进出中国,外汇占款现象愈发明显。因此,央行通过提高人民币供应量,来抵消外汇占款的压力,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输入型的资本流动大多通过股票等投资工具进行投机性投资,因此,为了治理通过资本途径而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除了关注CPI、PPI等直观指标外,还应关注国内股、债、期货等指标。第二,人民币当前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已经初步实现双向波动,但仍然小于市场预期。国际贸易一直是拉动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汇率又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因此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关联度日益加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需要进一步加强,在逐步减少汇率市场的限制的同时,让国际储备量可以更好地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利率同样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因此,货币当局应减少直接调控而尽量采用间接调控的模式进行利率的市场化调节,譬如,采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从而减小由利率波动所引起的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充分地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作用。第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但过于粗放式的发展也产生了弊病。过于粗放的发展使得劳动力、原材料投入过大,超过正常消耗量。这种超常需求也超过了国内现有供给能力,不足的只能依靠进口的方式来满足发展。因此,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内的产能结构,以需求为导向,从而达到优化资源的配置。对于需求量较多的原材料,政府应通过对其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进行生产。对于产能过剩的生产企业,政府应协助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或者转向至供给不足的产业当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调节的职能,缩短“看不见的手”的滞后期间,不断提升国内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第四,加大对外投资的规模,是治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措施。我国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通过日常贸易与资本投资形成了大量的贸易、资本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也会形成货币过量供给的压力。此时,对外投资规模的加大,可以有效地消化掉一部分过度的外汇储备,从而缓解我国货币供给的巨大压力。虽然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的整体发展水平依旧比较缓慢。因此,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促进对外投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