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开放化,对赌协议开始在金融领域盛行,甚至出现了“凡投资,必对赌”的现象,麦克米伦缺口(1)催生了募集资金方与投资方签订对赌协议,但是,对赌协议在我国的具体应用中,效力问题频频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2012年,作为对赌协议第一案的“海富投资诉甘肃世恒案”(以下简称海富案),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结果是: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对赌协议有效,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直接签订的对赌协议无效,无效理由是对赌协议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笔者检索了从2012年1月到2019年10月期间将近500个有关对赌协议效力问题的案例,90%以上的案例遵循海富案的裁判思路,即使有个别案例判决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有效,如山东瀚霖案,也是判决目标公司的股东与目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直到2019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华工案中石破天惊地判决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有效,似乎颠覆了海富案以来确立的裁判规则,加之2019年8月6日最高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明确了投资人与目标公司的对赌协议原则上有效。通过研读和对比海富案与华工案的裁判思路,笔者认为华工案的裁判结果并不是对海富案的颠覆或者反转,理论界和实务界应重新解读海富案的裁判规则,司法实践中不应以签约主体的不同而判决,应结合对赌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考虑对赌协议的特殊性,综合判定其效力,通过优化《公司法》中的相关条款设计;将“履行后果”作为裁决公司之间对赌协议效力的因素;合理化证监会的监管措施等,从而使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更加合理化,推动私募股权领域公司之间对赌协议的规范化运行,既不被一味否决,也要推动其成为私募股权领域一种规范、合法的投资手段。本文第一章对对赌协议的基础理论进行阐述,从金融学视角和法学视角揭示了对赌协议的基本内涵,紧接着分析了与对赌协议相关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对赌协议的效力,并且分析了对赌协议的法律属性以及适用规则;第二章从我国对赌协议效力的司法裁判规则出发,在研究了大量对赌协议司法案例的基础上,揭示了近年来法院裁判募集资金方与投资方对赌协议无效的理由,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公司之间对赌协议效力的裁判思路,总结目前的立法与监管现状;第三章对美国、英国有关对赌协议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找到在对赌协议运用成熟的英美法系国家不会出现对赌协议效力问题的原因:一是公司之间对赌协议不违反英美国家合同法和公司法的规定,二是英美国家的融投资机构相对成熟,且优先股的运用灵活、分期注资的投资方式都可以有效避免效力纠纷。如何合理吸收英美法中的经验为我所用是本部分研究的重点;第四章综合上文对英美国家对赌协议效力问题的分析研究,结合我国合同法中对赌协议作为无名合同的一些特点和局限、公司法中关于股权锁定期和类别股的限制、监管措施存在瑕疵等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在立法方面,优化《公司法》中调整对赌协议效力的条款设计;在司法方面,将“履行后果”作为裁决公司之间对赌协议效力的要素;在监管方面,合理化募集资金方与投资方对赌协议的监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