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青是“满洲国”时代最活跃的作家之一，本文力图探究他究竟以怎样的心态和怎样的方式同时作为一个远离政治的小说作者和一个“附逆”的文学者生存于伪满这个时空中的。　　 爵青小说中的世界最根本的和最广大的特征就是苦难。爵青小说中充斥的苦难，可以分为社会机制对人的伤害、命运对人的戏弄、以及人自己心灵的折磨。这三种苦难作为爵青小说世界图景的三元色，常常是交织混合在一起的。这些苦难之所以成为爵青小说世界的底色，根源于爵青对于社会残酷无情的恐惧、对于命运不可预知的恐惧和对于人性黑暗深渊的恐惧。恐惧情绪在小说里的字字句句之间漫延，冷静却有力地感染着读者，从而也使恐惧成为阅读爵青小说无可避免的基本感受。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爵青小说之美感的话，那就是悚栗之美。　　 另一方面，爵青的大部分小说都写了伪满洲国“王道乐土”的阴暗面，作为小说作者，他是不会给伪满洲国“歌功颂德”的，不但不歌功颂德，而且冷嘲热讽。他并没有泯灭对于身边不幸者的同情与哀悯，并没有对社会现实中的苦难视而不见或者不敢涉笔。可是唤起爵青内心强烈恐惧并促使他以写作与之抗争的“人间恶”却又绝不是针对这个社会的。具体的人在具体社会中的苦难成了对“人类苦难”的一个讲述方式。“人类苦难”和政权的非正义性质、政权的组织形式无关。爵青即使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意无意地表现了对这个政权毫不犹豫的认同，伪满洲国本身的非正义性根本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爵青心中的“人间恶”，是人类社会强迫人们冒渎“生活之本义”。他感到，命运的无常意味着每个人都随时可能失去任何东西，直至自己的生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生活之本义就成了最珍贵的精神支柱。而由于人性的晦暗，人们却无法始终坚守这精神支柱，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因为成为“社会优胜者”的诱惑或者作为“社会失败者”的疲劳而永远丢失了它。生活之本义是惟一可以安慰爵青对于命运无常的恐惧的，可是正因为如此，它却使得爵青对于人性晦暗的恐惧更加强烈了。　　 在爵青的思想中，“人间恶”是现实的，而且无法改变，故而救赎也只能是精神的。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生活之本义”究竟是什么。爵青能体认到自己和他人冒渎了生活本义，可是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让自己秉持住生活本义。他一进入社会之中就发现自己认不清生活之本义是什么了，只是感到这珍贵的精神支柱正在一点点磨损、消失。只有在笔和纸的世界里，他才不会感到被外在的环境所诱惑，他才能不那么担心自己人性的脆弱。故而，爵青以自己所体认的“人间恶”为文学抗争的对象，把文学作为能将自己从“人间恶”里救赎出来的希望。他把小说看作是超越世俗、超越时代的。他要以文学的世界从社会机制的轨范中逃逸，以创作活动对抗晦暗人性和无常命运。爵青的全部文学活动，就是在实践着他“文学救赎”的幻想。一方面，他以自己的文学来表现苦难，承载苦难，当苦难成为文学中的形象时，就被诗化了，变得可以欣赏。另一方面，他很快地跻身于专业作家之列，实现了自己纸笔生涯的夙愿。可是最终，爵青的文学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也没有完成他所信仰的“救赎”使命，作家爵青以崩溃和绝望的身影留在了文学史上。他以文学者的姿态拥抱了人间恶之后，竟然对人间恶越来越迷恋。他的文学成了他与“人间恶”媾和的契约，最终如烟尘散去。　　 爵青创作小说的真诚是我们在作品中可以体会的，他不是那种为了名利而从事文学的人，但是当文学给他带来了可以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时，他也没有拒绝。他的“人间恶”太笼统了，这使他在面临政权赐予的诱惑时毫无抵抗的能力。他以为自己已经拥抱了人间恶，结果在真正的人间恶向他袭来时他还浑然不觉。于是爵青就成为官方作家了。让爵青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次与人间恶的拥抱彻底改变了他自己，也改变并最终毁灭了他的文学。政治的力量远远超出了这个“知性”青年的想像。　　 爵青的社会地位改变以后，虽然还从事着文学，但却要去花费精力表演一个“满洲国文学者”了，甚至连他的写作也成了这个表演的一部分。即使不想写作，他也必须得写作下去，他被种种官方赐予的标签紧紧固定在了“作家”这个身份上，在这种情形下，他就不可能再有当年那种醉心于文学时的自由心境了。　　 “官方作家”的生活也刺激了爵青本性中软弱、阴暗的一面，也就是爵青曾经深深恐惧的人性之晦暗。爵青在他的“官方作家”岁月里一点点地抛弃了那些让他无法融入“社会优胜者”喜悦的坚守，却始终无法逃避愈来愈深的恐惧。　　 “官方作家”身份对于爵青最后的打击，就是他自己和政权合谋越来越把自己逼到了非写“圣战文学”或“决战文艺”不可的角落里。言行和作品是不可能泾渭分明的，言行深陷了政治的泥潭，作品就难以独善其身了。最终，他或者自己动笔去作每字每行都能“增强战力”的小说，或者就从此成为一个专门发表“誓词”的言论作家。他的文学毁灭在了人间恶之中，留给自己的只剩下悖离了自己内心的丑态表露。作为一个曾经那么紧张地执守着“生活之本义”的天才作家，他的可悲抉择永远值得人们深思。